我七歲之前，一直覺得我奶奶是個很普通的農村老太太。她會用柴火灶燒出特別香的鍋巴飯，會在趕集的時候給我買兩毛錢一根的芝麻糖，會坐在院子的柚子樹下一邊納鞋底一邊哼一些我聽不懂的小調。那些小調旋律簡單，來來回回就那麼幾個音，但奶奶哼起來的時候，聲音會變得又輕又遠，像是從很深很深的地方飄上來的。我問她哼的是什麼，她從來不答，只是笑著摸摸我的頭，把手裡的芝麻糖塞進我嘴裡。
後來我才知道，那些小調不是隨便哼的。它們是“夜歌”。
夜歌，在我們贛南老家的方言裡，也叫“哭歌”或者“喪歌”，是專門在葬禮上唱給死人聽的。唱夜歌的人叫“歌婆”，多為上了年紀的婦女，她們在靈堂裡守著棺材，從入殮唱到頭七，嗓音嘶啞，調子哀婉，每唱一句，孝子賢孫就跟著哭一陣。這門手藝在民間流傳了幾百年，到我奶奶這一輩，已經快要失傳了。年輕人不願意學，覺得晦氣，覺得丟人，覺得那些咿咿呀呀的調子土得掉渣。我奶奶是我們那一帶最後一個會唱全套夜歌的人。
我對夜歌的瞭解，大部分來自七歲那年冬天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那件事改變了我對很多東西的看法，也讓我從此再也不敢在夜裡哼任何一個小調。
那年冬天格外冷。臨近年關的時候，村裡有一個老人過世了。老人姓鍾，七十多歲，獨居，兒女都在外地打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過了兩天才被鄰居發現。鍾老頭生前跟我奶奶有點交情，他年輕時是村裡的泥瓦匠，我們家老宅修葺的時候他來幫過幾次忙，不收錢，只吃一頓飯。奶奶惦記著這份人情，答應去給他守靈。
鍾老頭沒有兒子，女兒在外省趕不回來，靈堂冷冷清清的，一口黑漆棺材擺在堂屋正中間，棺材前面點著一盞長明燈和幾根白蠟燭，火苗在穿堂風裡搖搖晃晃，把棺材的影子投在牆上，忽大忽小。除了幾個來幫忙的鄰居，幾乎沒什麼人守夜。我那時候小，不懂什麼叫害怕，奶奶走到哪我跟到哪。她給鍾老頭守靈，我就搬個小板凳坐在靈堂角落裡，聽著外面的風聲和遠處偶爾傳來的狗叫，困了就靠在牆上打盹。
守靈的第三個晚上，大概是後半夜兩三點鐘，我被一陣聲音驚醒了。那聲音又細又長，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唱，拖著的尾音在寂靜的夜裡飄飄蕩蕩，每一個字都聽不太清，但每一個音都像是有一隻冰涼的手在摸你的耳朵。我迷迷糊糊睜開眼，看到奶奶站在棺材前面，面朝著黑漆漆的棺材，背對著我，嘴裡正在唱著什麼。她的身體微微晃動，影子在牆上拉得很長很長，和棺材的影子疊在一起，像是兩個人在慢慢地跳舞。
我揉了揉眼睛，豎起耳朵仔細聽。奶奶的聲音和平時說話完全不一樣，沙啞、蒼涼，每一個字的末尾都帶著一個下沉的顫音，像是從胸腔深處硬擠出來的。她唱的是客家話，很多詞我聽不懂，但有一段我記得很清楚，翻譯成普通話大概是這個意思：
“一條大路通西方，西方路上有橋樑。橋樑下面都是水，水裡漂著紙衣裳。你莫回頭，你莫望，回頭望了心會傷。家中的事別牽掛，田地房屋有人管。你慢慢走，你慢慢行，走到那頭天會亮。”
奶奶唱完之後，停了一會兒，然後做了一個讓我當場汗毛倒豎的動作——她對著棺材彎下腰，側著頭，把耳朵貼在棺材板上，像是在聽什麼。那個姿勢保持了很久，久到我的後背都僵硬了，她才慢慢直起身，點了點頭，對著棺材說了一句話：“你走好，莫擔心，你女兒我會幫你傳話。”
後來我問奶奶，她在跟誰說話。奶奶沉默了一會兒，說：“跟棺材裡的人。他剛才應我了。”我當時以為奶奶在開玩笑。人死了怎麼可能應聲？棺材裡的人怎麼可能會說話？但奶奶的表情很認真，認真得讓我沒法把這當成一個玩笑。
她說，唱夜歌的人唱完之後，要貼著棺材聽一聽。如果棺材裡沒有聲音，就說明死者安心上路了。如果棺材裡有聲音——哪怕是一聲很輕的響動——就說明死者還有話沒說完，還有心願未了，你要幫他完成。她還說，鍾老頭在棺材裡嘆了一口氣。就一口氣，很輕很輕的，像是憋了很久才吐出來的，外面裹著風，夾著遠處隱隱的狗叫，但她的耳朵貼著棺材板，聽得清清楚楚。鍾老頭嘆氣，是因為他女兒沒回來。他走的時候身邊一個人都沒有，在床上躺了兩天才被人發現。他不甘心。
後來奶奶真的去找了鍾老頭的女兒。鍾老頭下葬之後，他女兒才從外省趕回來，跪在墳前哭了一場。奶奶把她拉到一邊，把鍾老頭棺材裡那聲嘆氣的事跟她說了。那個女兒哭得差點暈過去。
這件事之後，我對奶奶的夜歌產生了一種複雜的情感——既好奇，又恐懼。好奇的是，那些古老的調子裡到底藏著什麼力量，能讓活人和死人隔著棺材板對話。恐懼的是，每次奶奶哼起那些小調，我就會想起那個冬天的夜晚，想起棺材前面那個瘦小的背影，想起她彎下腰把耳朵貼在棺材板上那個詭異的姿勢。
又過了兩年，我九歲那年秋天，村裡另一個老人過世了。那是個老太太，姓王，八十多歲，無疾而終，算是喜喪。她家裡人請了我奶奶去唱夜歌，但奶奶那幾天正好犯了哮喘，咳得厲害，嗓子啞得發不出聲。她對來請的人說，唱不了了，嗓子壞了。王家的人很為難，因為附近幾個村子能唱夜歌的就我奶奶一個，她不唱，靈堂就冷冷清清的，不合規矩。奶奶想了想，說：“我教你們幾句簡單的，你們自己唱吧，應付一下場面就行。”她教了王家兒媳一段很短的小調，只有四句，翻來覆去就是“你走好，莫回頭，西方路上有燈油”，旋律也簡單，跟念順口溜差不多。
王家兒媳在靈堂裡照著唱了。唱完之後，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王家兒媳就瘋了。不是誇張，是真真切切的瘋了。她光著腳跑到田埂上，披頭散髮地又唱又跳，唱的正是奶奶教她的那段小調。但那調子已經完全變了樣——原本簡單平直的旋律被她唱得七拐八彎，每一個音都在不該轉彎的地方轉彎，高低起伏完全不符合正常人的發聲邏輯，像是在用一種不屬於人類的語言在唱歌。她的眼睛睜得圓圓的，瞳孔渙散，嘴角掛著一道長長的口水，臉上卻帶著一種極度陶醉的笑容，像是正沉浸在一場無比美妙的夢裡。幾個壯漢把她按住抬回了家，她在床上又扭又叫，力氣大得出奇，三個大人壓不住她。她一直在唱那四句歌詞，翻來覆去地唱，從天亮唱到天黑，又從天黑唱到天亮。聲音從洪亮漸漸變得嘶啞，最後變成了氣聲，嘴唇乾裂出血，她還在唱，嘴唇無聲地翕動著，像是在替什麼東西發聲。
王家人嚇壞了，跑來找奶奶。奶奶聽完，臉色一下子就變了。她強撐著病體去了王家，站在堂屋裡，看著在床上翻滾的王家兒媳，沉默了很久。然後她問了一句：“唱完了之後，她有沒有去聽棺材？”
王家人面面相覷。王家兒媳的丈夫說，唱完之後大家就散了，誰也沒注意她去幹了什麼。但有一個人——一個幫忙守夜的老頭——猶豫了一下站出來說，他看到王家兒媳在唱完之後，走到棺材旁邊，彎下腰，把耳朵貼在了棺材板上。她還笑了一下。不是正常的笑，是那種——老頭說到這裡打了個哆嗦，形容不出來——就像是在跟一個很親密的人說悄悄話，說完之後兩個人一起會心一笑的那種感覺。但她身邊沒有任何人，她對著笑的是棺材。
奶奶聽完，閉上眼，嘆了口氣。她說，夜歌這個東西，不是隨便唱的。唱夜歌的人，唱之前要“開聲”，唱完了要“收聲”。開聲是跟陰間打招呼，說我要唱了，請各位讓一讓。收聲是跟陰間告別，說我唱完了，各位請回。不開聲就唱，等於在深夜的荒野裡敞開了大門，誰都能進來聽。不收聲就停，等於把門開著不管了，來聽的東西就賴著不走。王家兒媳沒有開聲，也沒有收聲，因為她壓根不知道怎麼開怎麼收。她唱了，她聽見了棺材裡的聲音，然後那聲音就不走了——從她的耳朵鑽進去，住在了她腦子裡。奶奶說，那個姓王的老太太生前是個啞巴，不會說話。她死的時候有滿肚子的話想說說不出來，全憋在喉嚨裡。夜歌給了她一個機會，她借了王家兒媳的嗓子，把憋了幾十年的話全唱出來了。現在的問題是，她不肯把嗓子還回去。
王家人問怎麼辦。奶奶說，只有一個辦法——找一個會全套夜歌的人，在子時重新唱一遍，從開聲唱到收聲，把那隻賴著不走的東西“送”回去。奶奶的嗓子已經唱不出聲了，她就用氣聲唱。她說，夜歌這東西，唱得好不好聽不重要，重要的是規矩要對，心意要到。
那天晚上，奶奶在王家堂屋裡重新唱了一遍完整的夜歌。用氣聲唱的，嗓音像是破了的風箱，每吐出一個字都伴隨著刺耳的嘶嘶聲。但她還是堅持唱完了，一個段落都沒少。她唱的時候，王家兒媳躺在床上安靜了下來，不再翻滾尖叫，眼珠子直直地盯著天花板，嘴唇不再翕動了。奶奶唱完最後一句，走到床邊，伸手把王家兒媳的眼睛合上，在她額頭上拍了一下。王家兒媳渾身震了一下，然後大口地喘了一口氣，閉上眼睛沉沉睡了過去。
第二天醒來，她恢復了正常。但之前那一天一夜發生的事情，她完全不記得了。
奶奶在那之後身體越來越差，哮喘反覆發作，後來連走路都困難。她走的那年，我十二歲。臨終前她把全家人叫到床前，拉著我爸的手，斷斷續續地說了一番話。其他的話我爸沒記住，但有一段他記下來告訴了我——奶奶說，她這輩子給無數人唱過夜歌，每一首她都記得，每一個調子都刻在骨頭裡。但這些歌，她一句都不會傳下去。她不教，也不要我們學。她說，會唱夜歌的人，一輩子都在跟死人說話。活人跟死人說話，說多了，就分不清自己是活人還是死人了。
後來我問過我爸，奶奶那天晚上對王家兒媳唱的夜歌內容是什麼。我爸說他記不太清了，只記得有一段是這麼唱的：
“這間屋，不是你的屋。這張床，不是你的床。這條路，不是你的路。你借了別人的嗓子，說了自己的話。現在話說完了，你該走了。你沒有鞋，我的歌聲給你做鞋。你沒有燈，我的歌聲給你做燈。你走了就別再來，來了就別再走。”
我後來去查了一些地方誌和民俗學的資料，發現贛南地區的夜歌傳統遠比我想象的更古老。夜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楚地的招魂歌，屈原的《九歌》裡就有類似的篇章。在民間，夜歌的功能一直很明確——它是活人唱給死人聽的，但它真正的聽眾可能不完全是死人，也不完全是活人。它是站在陰陽交界處的一種聲音，像一座橋，讓該走的走，讓該留的留。唱夜歌的人就是守在這座橋頭的人，她們替活人傳話，也替死人傳話，唯獨不替自己說話。
我奶奶死後，我們那一帶再也沒有人會唱夜歌了。喪禮上放的，是小販用喇叭迴圈播放的哀樂磁帶，是那種劣質錄音帶裡傳出來的、帶著電流雜音的電子琴哀樂，刺耳、單調，卻也安全。沒有人再貼著棺材板聽死去的人嘆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