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母親因為膽結石手術住院，我在醫院陪護了整整一個星期。那家醫院是我們市裡最老的三甲醫院，住院部有兩棟樓，一棟是新建的，二十多層，窗明几淨，另一棟是七十年代建的老樓，只有六層，外牆刷著已經看不出本來顏色的米黃色塗料，窗戶是那種老式的綠色木框窗。母親被安排在老樓的四樓，肝膽外科病房。
老樓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就是大。走廊寬得能並排開兩輛車，層高也比普通住宅高出一大截，走在裡面說話都有迴音。我媽說這是因為以前這棟樓是蘇聯專家幫著設計的，按照那時候的標準建的，後來新樓蓋起來了，老樓就專門收治一些常規手術的病人。
頭兩天一切正常。母親是微創手術，恢復得不錯，我白天上班，晚上過來陪床，睡在病房的摺疊椅上。病房是三人間，但只住了母親一個病人，另外兩張床空著，倒也清靜。
第三天晚上，事情開始變得不太對勁。
那天是週四，我加班到九點多才到醫院。老樓的電梯晚上八點就停了，只能走樓梯。樓梯間在走廊的盡頭，燈光昏暗，牆上的綠色牆裙斑駁脫落，露出下面灰撲撲的水泥。我走到三樓拐角的時候，聞到了一股很濃的消毒水味，比病房裡還要濃，刺得鼻子發酸。我沒在意，醫院嘛，消毒水味再正常不過了。
上了四樓，走廊裡安安靜靜，護士站只有一個值班護士在低頭寫東西。我路過的時候和她打了個招呼，她抬頭看了我一眼，點了點頭。這個護士我之前沒見過，是個年輕姑娘，臉很白，眼睛很大，就是沒什麼表情，看人的時候讓人覺得有點發冷。
我走進病房，母親已經睡了。我輕手輕腳地支好摺疊椅，鋪上從家裡帶來的被子，躺下玩手機。病房的門我沒關嚴，留了一條縫，走廊裡的燈光從門縫漏進來，在地面上畫了一道細細的白線。
大概十一點多的時候，我迷迷糊糊快要睡著了，聽到走廊裡傳來腳步聲。不是護士那種軟底鞋的沙沙聲，而是硬底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咔咔聲，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腳步聲從走廊那頭傳過來，經過我們病房門口的時候停了一下，然後繼續往前走，走到走廊盡頭又折回來，就這麼來來回回地走。
我當時想，可能是哪個病人的家屬在走廊裡散步，睡不著嘛，正常。但那個腳步聲來回了大概有十幾趟，一刻不停，我開始覺得有點煩躁了，心想這人什麼毛病，大半夜的在走廊裡走正步呢？
我起身走到門邊，拉開門往走廊裡看。走廊裡空空蕩蕩，燈光慘白，一個人都沒有。腳步聲在我開門的瞬間停了。
護士站的護士還在低頭寫著什麼，好像什麼都沒有聽到。
我以為自己聽岔了，關上門回去接著睡。剛躺下沒兩分鐘，腳步聲又響起來了，而且這次走得更快，咔咔咔咔，像是小跑。我再次開門，走廊裡依然空無一人，但這次我注意到一個細節——護士站的那個護士不見了，桌上攤著她的筆記本和一支筆，椅子空著。
她去哪兒了？我沒看到她從走廊裡經過，而且走廊只有一條，兩頭都是封閉的，中間沒有岔路，她要離開護士站，要麼往東走要麼往西走，無論如何都會經過我的視線範圍。
但她就這麼憑空消失了。
我站在門口愣了幾秒鐘，然後走廊的聲控燈突然滅了。不是一盞一盞滅，而是整條走廊的燈同時熄滅，像是有人拉下了總閘。黑暗一下子湧過來，又濃又厚，我什麼都看不見了。
然後我聽到了一聲門響。
吱呀——
是走廊盡頭那扇門開啟的聲音。那扇門我白天經過的時候注意過，是一扇老式的木門，上半截是磨砂玻璃，上面貼著“配餐室”三個紅字。配餐室是護士加熱藥液和給病人熱飯的地方，晚上根本沒人用。
但現在那扇門開了，而且從門裡透出了一束光。不是電燈的光，是那種昏黃的、忽明忽暗的光，像是蠟燭或者油燈發出的。
我站在病房門口，盯著走廊盡頭那扇半開的門，心跳得厲害。理智告訴我應該關上門回去睡覺，但我的腳不聽使喚地往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想去看，那種感覺很奇怪，就像有什麼東西在拽著我，不是拽我的身體，而是拽著我的意識，讓我不由自主地往那個方向走。
走廊很寬，也很長，我走了大概十幾步，離配餐室的門還有三四米的時候，看清了門裡的景象。
配餐室裡站著一個人。從身形看是一個老人，佝僂著背，穿著那種老式的藍白條紋病號服，頭髮花白。他背對著我，站在水池前面，不知道在幹什麼。那束昏黃的光是從他身邊發出的，但看不到光源，光就像是憑空懸浮在他周圍的。
“大爺？”我試探著喊了一聲。
老人沒有回頭，但停下了手裡的動作。我聽到水龍頭滴水的聲音，滴答，滴答，在安靜的走廊裡格外清晰。
“大爺，這麼晚了您在這兒幹什麼呢？您是哪個病房的？”我又往前走了兩步，手已經碰到了配餐室的門框。
老人慢慢轉過身來。
我看到了他的臉。那是一張灰白色的臉，皮膚緊貼著骨頭，像是被抽乾了水分。他的眼睛是睜著的，但瞳孔發白，渾濁得像兩顆煮過的魚眼。他的嘴唇微微張開，露出裡面黑紅色的牙齦，像是想說什麼，但又說不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