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臘月二十八，公司終於放了年假。好不容易買到了一張回老家的大巴票。候車廳裡烏泱泱的全是人，大包小包，小孩哭大人喊，空氣裡瀰漫著泡麵和廉價菸草的味道。我坐在候車廳的塑膠座椅上刷手機，螢幕上方忽然彈出一條微信訊息。
訊息是一個叫劉芳的人發來的。我盯著這個名字看了好幾秒，才想起來她是誰。劉芳是我小學同學，準確地說，是小學三年級的同桌。我上四年級的時候她家就搬走了，去了哪個城市我不知道，總之從那以後二十年沒有聯絡過。她的微信是什麼時候加的我也想不起來了，大概是在某個同學群裡，順手加了好友之後就再也沒有說過話。
訊息的內容是一張照片。照片還沒有點開，縮圖看起來是一張老式的膠片照片，顏色發黃，邊緣有一圈白色的邊框，像是用掃描器掃進電腦裡的那種老照片。我隨手點了下載，等照片加載出來之後，我看清了上面的內容，整個人一下子坐直了。
那是一張小學三年級的班級合影。
照片的背景是我們小學那棟灰撲撲的教學樓，樓前的花壇裡種著一排半死不活的月季。我們班四十二個學生穿著藍白相間的校服站成三排，第一排蹲著，第二排坐著，第三排站在板凳上。班主任站在最左邊，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呢子大衣，頭髮燙著小卷，臉上帶著那個年代老師特有的嚴肅表情。我在第一排最右邊，蹲在地上，眯著眼睛對著鏡頭笑，門牙掉了一顆，看起來傻乎乎的。
我盯著照片裡那個缺了顆門牙的自己看了很久，心裡湧上一種很奇特的感觸。二十年了，照片裡的教學早已經拆了，花壇填平了，同學們天南海北，有些人我這輩子可能都不會再見到了。
然後我的目光落在了第三排正中間的位置。
那裡站著一個女孩。扎著兩個羊角辮，穿一件紅白條紋的毛衣，雙手規規矩矩地垂在身體兩側。她長得不算漂亮，但很白，在一群曬得黑黢黢的農村孩子裡格外扎眼。她對著鏡頭笑得很拘謹，嘴角往上翹著，但眼神里有一種不屬於那個年齡的疏離感，好像拍照的時候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鏡頭上，而是在看鏡頭後面的什麼東西。
我想起她是誰了。她叫周小梅，是我們班的學習委員。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她家也搬走了。搬走之後再也沒有人聯絡過她，連班主任都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正當我沉浸在這些回憶裡的時候，劉芳又發來了一條訊息。這次不是照片，是一段文字，寫在微信對話方塊裡，字型是系統預設的黑色，但我看著那段文字，後背卻一陣一陣地發涼。
“你記得周小梅嗎？她死了。”
我愣了幾秒鐘，回了一個問號。劉芳那邊的“正在輸入”閃了好一會兒，最後發過來一大段話。
“她搬到外地之後過得不太好。高中沒讀完就輟學了，後來打工認識了一個男的，結了婚，生了兩個孩子。她丈夫有暴力傾向，喝了酒就打她，她忍了好多年。去年夏天，她從租的房子五樓跳下來，送醫院沒救過來。她孃家人把她的東西從婆家搬回來的時候，在她枕頭下面找到了這張照片。她枕頭下面只放了這一樣東西，壓得平平整整的，用塑膠袋包了好幾層。她媽說，她死之前那天晚上給她媽打過一個電話，電話裡沒說什麼特別的，就是問了一句——‘媽，你還記得我小時候長什麼樣嗎？’她媽說當然記得，她就笑了，說我也記得，然後把電話掛了。”
我盯著這段話看了很久，又點開那張照片，放大到周小梅的臉。她站在第三排正中間，紅白條紋的毛衣，拘謹的笑容，疏離的眼神。她在看鏡頭後面的某個東西。她在看什麼？
侯車廳的廣播響了，我的那趟大巴開始檢票。我把照片儲存到手機相簿裡，拖起行李箱往檢票口走。腦子裡一直在想那張照片。在想枕頭下面只壓著一張二十年前的小學合影是什麼感覺。在想一個人要從婚姻的圍城裡走出來，從五樓的窗戶裡走出來，她得絕望到什麼程度。
上了車，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旁邊坐了一箇中年男人，一坐下就開始打鼾。大巴緩緩駛出客運站，窗外的城市街景逐漸變成郊區的水泥路和禿頂的山。我把頭靠在車窗上，閉上眼睛，腦子裡全是那張照片裡周小梅的臉。她的笑容在我腦海裡反覆出現，一遍比一遍清晰。然後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一個我剛才在候車廳裡忽略的、細思極恐的細節。
我把手機掏出來，開啟那張照片，放大，再放大，把畫面拖到第三排正中間的位置。照片的畫素不高，放大了之後有些模糊，但我還是看清了。周小梅的手垂在身體兩側，規規矩矩的。她的右手手腕上，赫然有一道黑色的印記。不是陰影，不是照片的汙漬，是一道橫貫手腕的、細長的、顏色比皮膚深很多的痕跡。那道痕跡的位置、方向、長度，恰好跟割腕留下的傷疤一模一樣。
可是這張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那時候周小梅九歲，上小學三年級。她還沒有嫁人，沒有認識那個酗酒的丈夫，還沒有經歷那些讓她有一天會站在五樓視窗往下看的絕望。她那時候應該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手腕上不該有任何傷痕。我反反覆覆地看那道痕跡，怎麼看都不像照片的汙漬或者掃描的時候產生的瑕疵。它的邊緣很光滑，跟皮膚的紋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是一道癒合了很久的舊傷疤。
那就只剩下一種解釋。二十年後死在那個出租屋樓下的周小梅，她的傷痕，出現在了二十年前的照片裡。不是在她死後，而是在她還活著的時候，在一切都還沒有發生的時候，那道疤就已經在了。
我退出照片，開啟跟劉芳的對話方塊，想問她知不知道周小梅手腕上有傷的事。打了一行字，還沒發出去，劉芳的訊息先到了。跟剛才一樣，是一張照片加上一段文字。照片拍的是一張作文紙，紙已經發黃了，上面是鉛筆寫的字，歪歪扭扭的，是小孩的筆跡。作文的題目是——《十年後的我》。
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個字跡。因為那是我寫的字。我小時候寫字有個毛病，總是把“我”字最後那一撇拖得很長，老師糾正了很多次都改不過來。這篇作文是三年級下學期語文課上寫的，當時班主任讓我們每個人都寫一篇，然後當眾朗讀。我記得周小梅也讀了她的，她寫的是十年後要當老師，站在講臺上給孩子們講課。我那篇寫的什麼我忘了，大概是想當科學家宇航員之類的東西。
但這張照片裡拍的不是我的作文。是周小梅的。劉芳不知道從哪裡找到了周小梅的遺物，翻出了這張作文紙。作文的正文只有短短幾行字，鉛筆寫的，字跡工工整整，跟她當學習委員時幫老師批改作業的筆跡一樣認真。
“十年後我二十五歲。我想住在一個有陽臺的房子裡，種很多花。我想養一隻貓，白色的。我想每天都能看到太陽落山。但如果這些都沒有，也沒關係。因為十年後我可能已經不在了。”
最後那句話沒有句號，像是沒有寫完。或者她已經寫完了，只是沒有再寫下去的必要。
我盯著那行字，手開始發抖。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在作文裡寫“十年後我可能已經不在了”。這句話在當時讀到的人眼裡，大概只會當作小孩子不諳世事的胡話，天馬行空的想象。但現在，二十年過去了，回看這句話，它讀起來不像是一篇作文，更像是一封遺書。一封提前二十年寫好的遺書。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疾馳，車窗外是灰濛濛的冬日天空。我鎖了手機螢幕，把手機扣在膝蓋上，閉上了眼睛。腦海裡反覆閃現兩個畫面——二十年前教室裡那個扎羊角辮、穿紅白條紋毛衣的小女孩趴在課桌上，用鉛筆一筆一畫地寫她的命運。二十年後城市某個昏暗的出租屋裡，一個滿身傷痕的女人把一張老照片壓在枕頭下面，站在五樓的視窗，看太陽落下去，然後一步跨了出去。
她問媽媽，“你還記得我小時候長什麼樣嗎？”因為長大後她的臉已經被生活打得面目全非了。她照著鏡子，找不到那個扎羊角辮的影子。只有枕頭下面的老照片還記得她曾經的樣子。她把照片儲存了二十年，從九歲到二十九歲，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張課桌到一個五樓的視窗。也許她一直都知道，那個九歲的小女孩沒有說謊——十年後她真的不在了。
大巴到站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拖著行李箱走進老家的院子，看到我媽站在門口等我，圍裙上沾著麵粉，身後是溫暖的橘色燈光。我走過去抱了抱她。她愣了一下，說你多大了還撒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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