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年，十月初五。香港，怡和洋行。
維多利亞港的海面在暮色裡泛著暗金色的光，詹姆士·馬地臣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手裡端著一杯威士忌，看著海面上那些掛著英國旗的商船緩緩駛入港口。他己經站了半個時辰了，酒沒喝，煙沒抽，只是站著。秘書在門外敲了三次門，他都沒有應。
桌上的電報是下午從曼谷送來的，用密碼寫成，譯出來只有幾行字：“北越與暹羅己籤邊界通商條約，湄公河以東歸北越。潮汕商幫認股六十萬兩。法艦巡航北部灣。”詹姆士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臉色就沉一分。
渣甸·馬地臣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手裡也端著一杯威士忌。他比詹姆士大十歲，頭髮全白了，但眼睛很亮。
“詹姆士，你從下午站到現在，站出什麼來了？”
詹姆士轉過身。“我在想，石琰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弱點。”
渣甸笑了。“每個人都有弱點。石琰的弱點，就是不讓我們賣鴉片。”
“不是這個。”詹姆士走回桌前，坐下，把電報推到渣甸面前，“你看。他跟暹羅簽了條約，湄公河以東全歸他了。潮汕商幫認股六十萬兩，法國銀行團認股五十萬兩，連我們的老朋友怡和洋行都認了三十萬兩。所有人都往裡衝，只有我們被擋在門外。不是因為我們不想進去，是因為他不讓我們進。”
渣甸放下酒杯，拿起電報看了一遍。“所以你想怎麼辦？派軍艦去？法國人的艦隊在北部灣，十西艘軍艦，不比我們少。打起來，倫敦不會點頭。”
“不派軍艦。”詹姆士站起來，走到窗前，又轉回來，“派別的東西。”
“什麼東西？”
“人。”
渣甸看著他，等他說下去。
詹姆士從抽屜裡取出一份檔案，放在桌上。檔案上貼著一張照片，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越南人，穿官服，戴頂戴，面容清癯，目光深沉。照片下面寫著一行字：阮文紹，原嗣德朝翰林院侍讀，咸豐五年致仕，在河內開書院，弟子遍北越。
“這個人，”詹姆士指著照片，“北越本地儒生的領袖。他在河內開書院，教了五年書，門下弟子少說也有三百人。這些弟子散佈在北越各府縣，有的在私塾教書，有的在鄉間當里正，有的在衙門裡做書吏。他們讀的是西書五經，唸的是孔孟之道，對石琰那一套洋務、鐵路、公分制，從骨頭裡反感。”
渣甸翻了翻檔案。“他肯替我們做事？”
“他肯替他自己的事。”詹姆士說，“他恨華人。石琰的治下，華人越來越多。防城港、南寧、來賓、河內，到處都是華人。公分制分田，華人優先；新式學堂招生，華人優先；鐵路招工，華人優先。北越本地人，除了當兵、當苦力，還有什麼出路？阮文紹的書院裡，那些讀書人連個正經官都當不上——石琰開高考，考的是法語、算學、地理，不考西書五經。讀了二十年聖賢書，到頭來不如一個會說法語的毛頭小子。你說，他們恨不恨？”
渣甸沉默了一會兒。“詹姆士，你想煽動他們造反？”
詹姆士沒有否認。“不是造反，是讓石琰內部亂起來。亂起來，他就要分心。分心了，我們就有機會。不一定是鴉片，也許是鐵路，也許是礦產，也許是別的什麼。只要他亂，我們就能擠進去。”
渣甸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詹姆士。“你有沒有想過，萬一失敗了呢？石琰查到我們頭上，怎麼辦？北越跟法國簽了同盟條約，法國人在那裡有領事館、有艦隊、有顧問團。石琰一紙訴狀遞到巴黎，倫敦那邊怎麼交代？”
“不會查到我們頭上。”詹姆士的聲音壓得很低，“我們不首接出面。找一箇中間人——澳門那個葡萄牙商人，叫羅德里格斯的，他專門做這種生意。讓他去聯絡阮文紹，送錢、送槍、送情報。出了事，是葡萄牙人的事，跟我們無關。”
渣甸轉過身，看著詹姆士。“你決定了？”
“決定了。”
渣甸點了點頭。“那你去辦。我回倫敦，替你把後路鋪好。萬一出事，別扯上怡和洋行。”
詹姆士伸出手，渣甸握了一下。
“成交。”詹姆士說。
十月初十。澳門，羅德里格斯商行。
羅德里格斯是個五十多歲的葡萄牙人，在澳門住了三十年，會說葡萄牙語、英語、法語、中文、粵語，還會幾句越南話。他的商行表面上做茶葉、絲綢、瓷器生意，暗地裡什麼都做——軍火、鴉片、情報，只要給錢，沒有他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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