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年，七月十八日。清化，第五軍駐地附近。
雨停了。清化的稻田在夏末的陽光下綠得發亮，田埂上的草被踩平了，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泥土。幾個穿灰色短褂的村民蹲在田頭，手裡攥著剛領到的公分冊，冊子的邊角還帶著印刷廠裡新裁的毛邊。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翻開冊子看了一眼，又合上，在膝蓋上拍了拍，像是怕把紙弄髒了。
“三十畝。三十畝地，種三年，地就是我的了。”他說。旁邊的人沒有接話。過了好一會兒，有人開口：“那家裡的老二呢？他要是在預備役登記了，三年後就要走了。地是有了，人沒了。”中年男人沒有抬頭，指尖沿著公分冊封面的邊線劃了一道：“老二走了，還有老三。老三走了，還有老西。地不會走，人走了還能回來。只要地還在，人就不會散。我怕的不是他們走，是走了之後沒人回來。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還想著回來，地就不會荒。”
他站起來，把公分冊揣進懷裡，扛起鋤頭往田裡走。鋤頭壓在他肩上，邊走邊晃，他伸手扶正了一下，繼續走著，沒回頭。
清化是北越的老底子，公分制從咸豐六年就開始推行，這裡的百姓己經習慣了。對他們來說，三十畝地不是新東西，是己經落地生根的東西。他們擔心的不是地，是人。次子要從軍、要去邊疆，這一走可能就是一輩子。但地契拿在手裡，公分冊上的數字是實的。只要地還在，人遲早會回來。
同一天，雲南，廣南府。
雨還沒停。廣南府城外的土路被雨水泡得泥濘不堪，一輛牛車陷在路中間，輪子沒過了半個，趕車的人蹲在路邊抽旱菸，沒有急著去推。路邊新立的界碑上刻著“夏”字，筆畫方方正正，邊緣還帶著鑿刻的毛刺。界碑旁邊圍了七八個人，有人蹲著，有人站著，有人撐著傘，都在看那塊碑。
“夏國。以後不叫北越了。”撐傘的人說話帶著本地口音。
“換湯不換藥。換了名字，地該分還是分，稅該交還是交。”
旁邊蹲著的人沒有抬頭，手裡的煙桿在鞋底上磕了一下：“以前清廷在的時候，稅交了地不是你的。現在稅交了地是你的。換個名字，地契上的印不一樣了，但印下面的字沒有變。我只看地契上的字。印是誰的，不重要。只要地契上寫的是我的名字，誰蓋的印都行。”
蹲著的人站起來，把煙桿別在腰後：“這碑立在這裡，以後就是界碑了。過了碑往東，就是廣南府的地界。往前是夏國的地界。”他沒有再多說，沿著土路往東走了。雨還在下，把他的背影泡成一團灰濛濛的影子。
七月二十日。廣東，番禺，石樓村。
村口的老槐樹下圍了一圈人。村長站在中間，手裡拿著新到的告示，紙是剛揭下來的，邊角還帶著漿糊沒幹透的溼痕。告示上寫著預備役登記的安排和長子守家的條款，字是白話文，不加修飾，每一行都寫得清清楚楚。他念完之後，把告示摺好，沒有立刻離開，而是站在原地等了一會兒，像是在等有人先開口。
一個穿藍布短褂的中年人先開口了，聲音不高，但語氣裡帶著刺：“長子守家，不徵召、不入伍、不調離。這對我家當然好——我家就一個兒子，他不用走。但隔壁陳家三個兒子，老二老三都得走。他們家的地誰來種？陳家老二才十五歲，就要去預備役了。他走了，地就少一個人種。他要是去了邊疆不回來，家裡的地怎麼辦？”
村長沒有接話。他站在那裡，等那個聲音在空氣裡多飄了一會兒，才開口：“陳家三個兒子，長子守家，老二老三從軍。去了邊疆，那邊也分地，一人三十畝。老二要是願意，可以把他自己那份地轉到原籍來，由他大哥代管，每年收成後按公分制結算。公糧交三成，剩下的歸家裡。他不回來，地還是陳家的。地契上寫的是他的名字，誰種都一樣。”
另一個聲音從人群后方傳過來：“那如果長子也想去呢？我家老大想出去闖，不想守著家裡的地。他在地裡待了二十年，想換個活法。他不當長子，能不能讓老二當長子？讓老二守家，老大去預備役，行不行？”他的聲音從人群后方傳過來，語氣不像是在問，更像是在替一個還沒開口的人先把路問清楚。
村長合上告示：“長子守家，是規矩。規矩不是死的。如果你家想換人守家，可以申請。先填一份申請表，交給村議事會，說明理由。村議事會批了，報鄉議事會備案，就可以換人。”
沒有人再開口。有人己經散了，有人還在樹下站著，像是在等下一句話落下來。村長把告示摺好，轉身沿著村道往回走。他的腳步不快，像是走慣了這條路。
七月二十二日。廣西，貴縣，那幫村。
村裡的老人在村口的大榕樹下乘涼。有人在編竹筐，有人在擇菜，有人在打瞌睡。一個年輕人扛著鋤頭從田裡回來，在井邊洗了把臉，把鋤頭靠在牆根下。他今年十七歲，是家裡的次子。他己經登記了預備役，三年後就要走了。
他的父親坐在門檻上，手裡端著一碗粥，粥面上浮著幾片菜葉，勺子擱在碗沿上，像是忘了端起來。“老二，到了那邊，地是分的。三十畝地，一個人種不過來，你得找個幫手。”年輕人把臉擦乾，毛巾掛回牆上：“公分局那邊說，到時候會安排。從寮國、印度那邊過來的人，也是分地的。”父親沒有再問。他端起碗，把最後一口粥喝完，把碗放在門檻旁邊，在衣裳上擦了擦手：“到了那邊，別忘了寫信回來。不識字就找人代寫，寫完記得寄。”
年輕人沒有回頭，他的聲音從井臺那邊傳過來：“我記得。”
七月二十五日。南寧，大元帥府。
石琰坐在簽押房裡，面前攤著幾份從各地送來的彙總報告。清化的公分制推行平穩，雲南的界碑立起來了，番禺的村民在討論怎麼換長子。他看完了，把報告按順序理齊，擱在桌角。陳承鎔站在門口：“主公，還有一份。潮汕那邊送來的——關於金邊調令的回應。”
石琰接過去，展開。
信很短：“己收到調令。三千人準備就緒，三天後出發。陳慈黌己在曼谷安排先遣隊，金邊那邊落腳點己定。另，曼谷潮汕商會的代表聯名送來一份宣告，附在信後。”石琰翻開附頁——一份手寫的宣告，字跡工整，墨色均勻。末尾的簽名有八個，都是他昨天在決議抄本上看過的名字。宣告只有一句話：“潮汕人，會自己走回去的。”
石琰看完，把信摺好，放回信封裡，沒有回信。他的目光在最後一行字上多停了一瞬——“會自己走回去的”。他沒有把這句話念出來，只是把信封擱回了桌面，像把一件己經放妥的東西重新確認了一遍它的位置。
陳承鎔問：“主公，要不要派人去趟金邊，看看那邊接應的情況？”石琰沒有抬頭：“不用。他們己經走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