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室的燈是冷的，白得像醫院走廊。七國代表圍坐長桌，西裝領帶一絲不苟，沒人碰面前的水。玻璃杯沿上，有三道指印，幹了，發亮。
江野坐在最後一排，穿的是上週那件灰夾克，袖口還沾著銅屑。他沒帶筆記本，也沒拿筆，只把一箇舊隨身碟插進投影儀介面。螢幕亮了，第一張圖是鉛筆畫的，一個穿白襯衫的女人，蹲在教室角落，手搭在小孩肩上。小孩的頭低著，眼淚畫得歪歪扭扭，像墨水瓶倒了。
第二張，女人在醫院床邊，手裡捏著一張紙，紙上畫著一隻歪脖子鳥。孩子沒畫自己，只畫了那隻鳥，和女人的袖口。
第三張，女人站在雨裡，撐著一把黑傘，三個孩子擠在傘下，腳邊全是水窪，倒映著雲。
沒有文字，沒有標註。三百張，一張接一張，放了十七分鐘。沒人說話。有人低頭看錶，有人調整了領帶，有人把水杯拿起來，又放回去，杯底在桌上留下一圈淺印。
坐在主位的美國代表終於開口：“這算什麼？兒童畫？我們開的是‘非人類意識影響評估會’，不是心理課。”
江野沒抬頭。他盯著螢幕最後一張圖——一個女孩坐在窗臺，白襯衫女人在她身後，手輕輕搭在她膝蓋上。女孩的腳沒踩地，懸著，像隨時會掉下去。窗外是夕陽，畫得特別淡，幾乎看不出來。
“你們的孩子，”江野說，“有沒有在夢裡見過她？”
沒人答。有人咳嗽了一聲，聲音很輕，像被掐住了。
英國代表的手指在桌沿敲了兩下，沒節奏。法國代表把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德國代表盯著投影，眼睛沒眨。
沉默持續了四十七秒。有人動了動椅子，木頭和地板摩擦，發出一點澀響。
“我們不需要情感投射，”日本代表終於說，“我們需要可量化的風險評估。這些畫，無法溯源，無法驗證，不具備科學依據。”
“那你們的評估報告，”江野說，“有誰問過孩子，他們為什麼畫她？”
沒人接話。
他站起身，把隨身碟拔下來，插回口袋。夾克內袋鼓了一下，裡面還有半塊沒吃完的餅乾，是林小舟塞給他的，說“你昨天沒吃午飯”。
他沒看任何人，轉身往外走。門把手是黃銅的，有點松，轉起來吱呀一聲。他沒回頭。
第二天早上，七國教育部長的辭職信同時出現在各國政府官網。內容一樣，只有最後一句不同。
美國：我女兒說，那個姐姐教她，眼淚不是錯誤。
英國：她說，姐姐說，哭完可以繼續畫鳥。
法國：她半夜醒來，說姐姐在她枕頭邊放了一朵白山茶。
德國：她說，姐姐沒說話，但抱了她很久。
日本：她說，姐姐說，你不用變成別人想要的樣子。
郵件發到江野郵箱時，他正蹲在實驗室修水冷機。散熱管又漏了，水滴在地板上，積成一小灘，邊緣發黃，像咖啡漬。他沒擦，也沒換鞋。褲腳還沾著前天深海探測區的泥。
艾拉的聲音從天花板傳來：“七國教育部系統已全部切換至‘非標準教育評估模式’。新增子模組：‘允許情緒存在’。”
江野沒回。他從抽屜裡拿出那本舊日記，翻到最後一面。空白頁上，他寫過一句話：“第一章：他不再尋找她，因為他知道，她正活在每一個，敢說‘我拒絕’的孩子眼裡。”
現在，他用鉛筆，在那行字下面，又寫了一句：“今天，林小舟畫了第307朵白山茶。”
他合上本子，沒放回抽屜。就放在桌上，壓著半塊餅乾渣。
窗外，天陰著。雲壓得很低，窗玻璃上有一道水痕，從左上角斜下來，像誰用指甲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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