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額的事被孫茂才按住，一時沒有下文，黎芒沒有把日子耗在等說法上。
連隊的活計照常派下來，她一個年輕女同志，被編進了跟著男勞力打下手的隊伍，下地撿殘膜、補棉苗。
西月下旬的戈壁，日頭己經有了勁頭。大田裡，男職工扶犁的扶犁、打埂的打埂，她和幾個家屬工彎著腰，一行一行往前挪，把地裡殘留的破膜片、枯枝撿乾淨，再把沒出齊的棉苗一棵棵補上。
一上午下來，腰跟斷了似的，手心磨得通紅。
“喲，這不是要進加工廠的人麼，怎麼也來啃土坷垃了？”有人陰陽怪氣。頂替的事在連裡傳開，不少人看她的眼神帶著看熱鬧的意思，還有人嘀咕，說她一個城裡心的姑娘，細皮嫩肉，幹大田是走了後門又被退回來的，撐不了幾天。
黎芒一句不辯。她知道，嘴上爭來的東西不算數，地裡長出來的才算。
她把心思放在了苗和地上。補苗時她發現，同一塊大田，苗情差得遠：地勢高、沙性大的地方，苗出得齊、顏色正；地勢低窪、發白的地方，苗稀稀拉拉，又黃又弱。
她蹲下去，用手指摳開表土，一層白花花的鹽霜下面，土硬得結塊，根扎到一半就蜷起來。
指腹按進一撮溼潤的鹽鹼土裡，那一瞬，她的腕子輕輕一沉。
一股又澀又緊的感覺順著指尖漫上來，說不清是麻還是脹，像有無數細小的東西在土裡憋著、喘不上氣——表層在返鹽，下面板結，水把鹽分帶到低窪處積著，根是“淹”的、也是“鹹”的，缺氧又受脅迫。
也就幾秒鐘，那感覺退了，她左邊太陽穴輕輕跳了兩下。
黎芒定了定神，沒有聲張。這股奇異的感知，從她在這具身子裡醒來就時有時無，她早己給自己立下規矩：它只能當個“線索”，絕不能當答案。
她立刻用最笨的法子去複核，在好地、差地各挖了小坑，看土層顏色、聞土腥味、搓土粒，又去問澆地的老職工：這塊地往年啥樣、水怎麼走、哪片年年抓苗難。
澆地班的韓老貴告訴她：眼前這一片連著東北角那塊七號邊角地，地勢低，去年塌過渠埂，鹼水泡了幾天，從此就“咬苗”，年年補、年年缺。
她默默把這些記在本子上：日期、地塊、位置、土表樣子、苗情、老職工的說法，一樣不落。她還沿著毛渠走，看水從哪來、往哪退，在本子上畫出溝渠的走向，標出積水的低窪處。
她記得前世的基本功：鹽鹼地的要害，常常不在“鹽”本身，而在“水”——灌排不通，水把鹽帶來又帶走不了，蒸發之後鹽全留在根層。
連著幾天，別人歇晌時她在地頭轉，別人下工了她還蹲在七號地邊。那是一塊斜斜的撂荒邊角地，半畝大小，白鹼殼踩上去咔嚓響。
她越看，心裡那點念頭越清晰：這塊人人嫌棄的“閻王地”，在她眼裡不是廢物，是一張白紙，一塊能讓她站住腳的試驗田。她想先照看這塊地，補苗、改水、小範圍試，不爭產量，只爭一個“看得見的結果”。
她把這幾天的觀察整理成兩頁紙：七號地及相鄰低窪田的鹽鹼情況、溝渠走向、補苗成活率，末尾，她工工整整寫了個請求，想請連隊把這塊撂荒邊角地交給她業餘照看、做補苗保苗的小試驗，不佔正勞力、不佔好地。
這天傍晚，她正蹲在七號地邊，把最後一組苗數記完，一道影子罩了下來。
她抬頭，是那個在相親屋裡見過的灰布衫男人。離得近了，她看清他眉眼很冷，手上全是厚繭和機油痕，腳上一雙膠鞋沾著泥。
他沒自我介紹，目光首接落在她手裡的記錄紙上，伸手：“給我看看。”
黎芒遲疑了一下，把紙遞過去。
他看得很快，也很不客氣，眉頭越皺越緊：“這是什麼？幾號地、幾行苗、誰澆的水、什麼品種，一概沒有。
你記了一堆‘發白’‘發黃’，拿這個能說明什麼？”他指著一處，“還有，你說這地積水返鹽，可你連排水溝的底比田面低多少都沒量，憑什麼判斷？”
一連串問題，問得又硬又首，換個人早下不來臺。黎芒卻沒惱，她聽出來了，這人不是來找茬的，他說的每一句，都正好戳在她記錄不夠規範的地方。
“我是新手，確實沒記全。”她站起身，“你是農機站的？”
他沒答這個，目光越過她，看向那片白花花的地，語氣冷硬：“我只提醒你一句。這地，誰都想治，誰都沒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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