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宮的炭火燒得很旺。
崇禎坐在御案後面，面前攤著黃淳耀的奏疏。確山之戰，盧象升以新募衛所兵為餌，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黃淳耀說此戰勝之不仁。他提起硃筆，在奏疏末尾批了幾行字，話是說給黃淳耀聽的，也是說給自己聽的——慈不掌兵，義不掌財。然民生為本，將帥當體恤士卒，不可輕棄。
筆擱在硯臺上，他望著那幾行硃砂字。奏疏上每一筆都工整端方，措辭恭敬，措辭底下藏著的那股少年意氣卻怎麼也蓋不住。他沒有懷疑過盧象升，他知道盧象升是對的。在明港驛以南的平原上，用未經戰陣的新兵去填高迎祥老營的刀口，是正確的選擇。
但現實是什麼？在他看來，什麼慈不掌兵，什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全是一些混賬話。都是那些掌權的人耗費百姓的生命，為了得到自己得到了想得到的東西后，給自己一句心理安慰的話罷了。可悲的是以後的百姓還會信了這些話，為那些掌權者開脫。
他推開殿門，走到殿外的月臺上。雪已經停了，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覆著一層薄薄的白，月光照在雪上，把整個宮城映得清冷透亮。遠處的鐘鼓樓傳來更夫的梆子聲，三更三點，夜已經很深了。
他想起了前世。那時候他坐在歷史系的教室裡，聽臺上的教授講明朝的興衰，講土地兼併，講白銀內流，講小冰河期的氣候變遷。那時候他覺得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規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明朝的滅亡是歷史必然，不是某個皇帝能夠挽回的。那時候他相信制度比人強。現在他坐在乾清宮的月臺上，身上穿著大明天子的龍袍，手裡攥著一個帝國搖搖欲墜的財政賬本。他按照歷史的規律在走——整頓吏治，清理隱田，充實國庫，整軍經武。每一項都做得很對，每一項都符合教科書上“挽救王朝”的標準答案。但這套標準答案不能解釋黃淳耀的奏疏。
他站起來，沿著月臺慢慢走著。走到欄杆邊上，望著下面層層疊疊的宮闕，忽然有一個念頭冒出來——如果就這樣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他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皇帝？也許能收復遼東，也許能平定內亂，也許能在史書上留下一個“崇禎中興”的美名。然後呢？也許自己在世的時候，會勵精圖治治理貪腐，自己死了以後吶？老百姓的日子會好過一些嗎？河南的流民會有飯吃嗎？江南的佃戶會少交一粒米的租子嗎？陝西的災民會不用啃樹皮嗎？
不會。遼東收復了，會有新的賦稅壓在百姓頭上；內亂平定了，會有新的徭役徵發；國庫充實了，銀子會變成宮殿、變成軍餉、變成官僚體系更精細地運轉的潤滑油，但不會變成百姓碗裡的飯。他做得越好，這個體系就運轉得越穩，這個體系運轉得越穩，底層百姓被壓榨的方式就越精細、越高效、越讓人喘不過氣。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這是整個封建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他只是一個穿越者，不是神。他改變不了一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
或許更糟，人是會變的，我如果變得冷漠怎麼辦？我也變成了那種以天下萬民為芻狗的人怎麼辦，漠視百姓的生命為了自己的功業，甚至為了自己的面子，就漠視人的生命。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忽然覺得這句話是一種殘忍的道德綁架。匹夫連自己的命都活不下去，憑什麼要他們對天下的興亡負責？改朝換代，對匹夫來說不過是換一撥人來收稅，換一撥人來抓丁，換一撥人來在他們餓死的時候說“這是天命”。匹夫永遠是被壓在最底層的那個數字，在史書上沒有名字，在功勞簿上沒有記載，在太廟的祭文裡沒有隻言片語。匹夫唯一的責任就是活著。如果連活著都做不到，那這個王朝憑什麼要求匹夫對它忠誠？天下興亡，匹夫無責！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對嗎？當然對。但只有真正覺醒的老百姓的眼睛才是雪亮的，而覺醒的老百姓往往是少數。大部分百姓都是盲從，他們極易被裹挾。多少統治者假借民族大義的名義，或者用“自古以來”的領土口號，驅使著千萬百姓為他們的功業拋頭顱、灑熱血。
就像一戰一九一四年的夏天，整個歐洲都在渴望戰爭，巴黎的廣場上擠滿了歡呼的人群，柏林的街頭全是往士兵槍管裡塞鮮花的少女，所有人都相信這將是一場短暫而光榮的冒險，所有人都相信自己的國家將在聖誕節前凱旋。然後凡爾登的絞肉機絞碎了幾百萬條人命，索姆河的第一天就有六萬英軍倒下。功名利祿都是為將者、為官者的，勳章掛在將軍的胸口，演講詞印在政客的傳記裡。而真正損失的永遠都是人民百姓的生命、人民的財產。那些在泥濘的戰壕裡被毒氣燻瞎了眼睛計程車兵，那些在炮火中失去了兒子的母親，那些回到家鄉發現家園已成焦土的退伍兵——他們當初也是歡呼的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眼睛，那時候雪亮嗎？
只不過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讓老百姓去相信罷了。讓他們去恨那些他們根本就沒見過的人，讓他們去佔領他們這輩子都不會去的土地，讓他們流血犧牲，而既得利益者呢？賺得盆滿缽滿。而人民呢？人民本應對抗的就是他們。
他站在月臺上，望著天邊的殘月。月光沒有回答他。哲學和歷史都沒有回答他。只有風從屋簷下穿過，發出嗚嗚的聲響，像是這座宮殿在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