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在月臺上站了很久，久到肩頭落了一層薄薄的霜。王承恩從殿內輕手輕腳走出來，把一件玄色大氅披在他肩上，又退到陰影裡。他仍然望著層層疊疊的宮闕。那些琉璃瓦在月光下泛著冷光，像一片凝固的、沉默的、不會說話的冰湖。他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他死以後呢。
這個王朝會怎樣。他可以教太子，可以手把手地告訴他什麼是土地兼併，什麼是白銀內流，什麼是官僚體系的自我膨脹。他可以告訴太子老百姓不是數字，不是黃冊上的戶口，不是賦稅清單上的徵收物件，而是一個個會餓、會疼、會哭、會絕望的人。
他可以告訴太子，皇權不是天授的，是建立在千萬百姓沉默的忍耐之上的，一旦忍耐到了極限，天授的皇權也會在瞬間崩塌。但太子之後呢。太子的兒子呢。太子的孫子呢。他不可能永遠活著，他的思想也不可能永遠傳遞下去。三代之後，他的後代還會記得今天夜裡站在月臺上的這個人嗎？還會記得他此刻心裡的不甘和掙扎嗎？還是會重新回到那條老路上，把百姓當成數字，把皇權當成理所當然，把壓榨當成常態，把百姓的沉默當成順從——直到下一次崩塌。
人民什麼時候能覺醒。他在心裡反覆咀嚼這句話。覺醒需要知識，需要資訊，需要思考的習慣，而這些恰恰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東西。知識被士紳壟斷，資訊被官僚封鎖，思考的習慣被科舉制度馴化成了八股文章的機械重複。百姓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不知道朝廷的政策本意是什麼，不知道哪些是皇上的旨意、哪些是地方官自己加的稅。他們只能看到來收糧的差役，看不到坐在紫禁城裡的皇帝。
覺醒談何容易，別說現在，哪怕在那個時代又能如何，多少百姓還不是上面說什麼就是什麼。自己不思考，孩子下一輩開始思考的時候有隻會一味的打壓。最終，他們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下，就成了幫兇。
也許可以辦一份邸報。不是現在那種只在衙門之間傳抄的邸報，而是真正印刷出來、張貼在城門和市集上、讓識字的人念給不識字的人聽的邸報。邸報上寫什麼？寫朝廷的政策，寫地方的貪腐案件，寫哪個官被查辦了，寫哪個縣的賦稅被減免了。讓百姓知道，讓他們知道該知道的事。他們知道了，就會思考；思考了，就會覺醒；覺醒了，眼睛才是雪亮的。
他還想過更遠的事。也許可以辦工會，讓工匠們有自己的組織，在官府面前替自己說話。也許可以辦農會，讓佃戶們知道自己該交多少租、官府該收多少稅，知道哪些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也許可以辦商會，讓商人們不再需要透過賄賂官員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是透過合法的組織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他甚至想過——也只是想過——也許有一天，大明也會有一個類似英法議院的東西。不是現在，不是他這一代，也許是他的孫子，也許是孫子的孫子。權力需要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就是一隻無人看管的貓，而百姓權益就是那條放在貓面前的魚。貓吃魚，天經地義。除非把貓關進籠子裡，或者在貓的脖子上拴一條鏈子，鏈子的另一頭握在人民的手裡。
他想到這裡，忽然笑了一下。不是諷刺的笑，是一種很淡的、帶著幾分無奈和自嘲的笑。他想到自己——一個坐在皇權頂端的皇帝，正在月臺上設想如何用鏈子拴住自己。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嗎。
他忽然覺得很疲憊。不是身體的疲憊，是一種更深沉的、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疲憊。他只有一個人，他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他能做的事太少了。他不可能在幾十年裡完成本該由幾代人來完成的變革，他只能在這個註定滅亡的王朝裡做一個能在月臺上問自己“老百姓會不會好過一些”的皇帝。然後死去，把這個答案留給後來的人。
南新鄭的鄉間小道上，黃淳耀騎著一頭瘦驢，沿著田埂往縣城方向走。確山之戰後他一直在確山和新鄭之間來回奔波，押運糧草、安置傷兵、清點陣亡名錄。今天他沒有公務，只是想一個人出來走走。田埂盡頭有一棵老槐樹，樹下一方青石，青石上坐著一個瞎眼老伯。老伯手裡攥著一根竹竿，竹竿的另一頭搭在地上，聽見驢蹄聲響，微微側了側頭。
“老伯，在下趕路口渴，討口水喝。”
老伯聽見聲音，微微側了側頭，從身邊摸出一個陶罐遞過來。黃淳耀接過來灌了兩口，用袖子擦擦嘴。老伯往旁邊挪了挪，給他騰出半塊青石。兩個人就這麼在槐樹下坐著，看著田埂上稀稀拉拉的冬小麥。今年的麥子長勢不好，霜凍來得早，地裡的土凍得硬邦邦的，麥苗貼著地皮泛著枯黃的顏色。
“老伯這眼睛是——”
“年輕時在洛陽給大戶人家扛活，冬天修水渠，石頭崩下來砸壞了。東家給了二兩銀子就打發走了。”
黃淳耀沉默了一會兒。他是新鄭知縣，像這樣被大戶僱工致殘、無處說理的苦人，他上任以來接過不下幾十樁，樁樁都沒有結果。不是他不想辦，是辦不了 —— 證據不足，證人找不到，東家那邊早就打點好了關係，衙門裡的師爺收了銀子就會把案卷壓在抽屜最底層，壓上一年半載，原告等不下去了，只能撤訴結案。他坐在青石上，忽然覺得滿心慚愧。
“聽說朝廷派了個新縣令來。” 老伯忽然開口。
“哦。聽說了。”
“你認識？他怎麼樣？跟別的官一樣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