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村裡到鎮上的車站有八里地，杜群走得很快。晨霧還沒散，灰濛濛的，把遠處的山和近處的田都罩在一片混沌裡。田裡的稻茬上掛著露珠，在微弱的晨光裡閃著冷冷的光。路邊草叢裡有秋蟲在叫，唧唧的，一聲比一聲弱，像是知道冬天快來了。路上沒有行人，只有一條野狗蹲在村口的老槐樹下，朝他搖了搖尾巴，又縮回去繼續睡覺了。
路過鄉場的時候，杜群的腳步慢了一拍。
街上的店鋪都還關著門，他那個副食店的捲簾門也緊緊閉著。門上的招牌——“杜家副食店”——在晨霧裡灰濛濛的，有個角鬆了，耷拉下來一塊。他想起這個店剛開張那天的光景：他爹親手把招牌掛上去，他媽在下面指揮“左邊高一點、右邊低一點”，宋小麗站在旁邊抿著嘴笑。那天是個大晴天，太陽明晃晃的，街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他覺得這五個字比天還大，以為守著這個店就能守著一輩子的安穩日子。
現在他知道了，安穩不是守出來的，是掙出來的。那些他覺得能靠一輩子的東西——這個店，這條街，這段感情，這個鄉場——到頭來，什麼都沒靠住。宋家的人在茶館裡逼著他還錢的時候，沒有一個街坊站出來替他說句公道話。流言蜚語滿天飛的時候，大家都在看熱鬧，沒有人在意真相。他們只會說“杜家那小子賠了兩萬塊，肯定是幹了啥見不得人的事”，說完繼續喝茶打牌，跟沒事人一樣。
杜群收回目光，加快了腳步。
到了鎮上的車站，天已經矇矇亮了。說是車站，其實就是十字路口旁邊一塊空地，地上坑坑窪窪的，積著昨晚的雨水。一輛破中巴車停在那裡，車身鏽跡斑斑，窗戶上的玻璃裂了一道縫，用透明膠帶粘著。車頭上貼著一張紅紙，寫著“省城”兩個字，墨跡被雨水洇花了，模糊不清。
司機是個胖墩墩的中年人，正靠在車門上抽菸。看見杜群揹著蛇皮袋走過來，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去省城？”
“嗯。”
“五十塊。行李放車頂，自己捆好。”
杜群掏出五十塊錢遞過去，把蛇皮袋扔上車頂的行李架，用繩子勒緊了。他上車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座位硬邦邦的，海綿從破洞裡冒出來，一股子柴油和黴味混在一起的怪味。車上已經坐了幾個人——有個抱小孩的婦女，有個打瞌睡的老頭，還有個戴著耳機搖頭晃腦的年輕人。杜群把窗戶推開一條縫，讓早上的冷風吹進來。
又等了半個鐘頭，司機終於把菸頭一扔，上了車。車子發動起來，引擎突突突地響，整個車身都在抖，像是隨時要散架。車窗外，晨霧開始散了，太陽從東邊的山頭後面冒出來，把天邊燒成一片橘紅色。陽光透過髒兮兮的車窗照進來，落在杜群臉上，他眯了眯眼。
中巴車咣噹咣噹地駛出車站，駛過鎮上那條唯一的街道。街上開始有早起的店家開門了——賣包子的揭開蒸籠，熱氣蜂湧而出；賣豆腐的把板車推到路邊，豆腐在晨光裡白得晃眼；理髮店門口的紅白藍燈箱開始轉了，嗡嗡地響。這些都是他看慣了的場景，可今天看來，卻覺得恍如隔世。
車子駛出鎮子，駛上了通往省城的國道。窗外的景物開始加速後退——先是鎮上的樓房，然後是田裡的稻茬，然後是遠處灰濛濛的山影。杜群把額頭貼在冰冷的車窗玻璃上，看著那片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一點一點往後退，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
他想起他媽臥在碗底的那兩個荷包蛋。想起他爹塞到他手裡的那本存摺。想起昨晚自己在院壩裡說的話——“不混出個人樣來，絕不回來。”那不是一時衝動的大話，那是他用屈辱和痛苦淬鍊出來的誓言。他要讓宋家看看，讓他們知道自己當初瞎了眼。他要讓那些在背後指指點點的人看看，杜群不是他們嘴裡那個“沒出息的窩囊廢”。他要讓他爹他媽過上好日子，讓他們在村裡抬起頭來走路。他要掙很多很多的錢，多到可以把那兩萬塊欠條一把火燒了也不心疼。他要讓宋小麗知道，她那天在茶館裡說的那句“你拿啥給我好日子”，是他這輩子聽過的最疼的一句話，也是最管用的一劑藥。
車窗外，太陽完全升起來了。陽光灑在國道上，灑在兩邊的田野上，灑在這輛破中巴車上。前方的路筆直地延伸向遠方，看不到盡頭。
杜群靠在座椅上，蛇皮袋在頭頂的行李架上晃來晃去。他把手伸進褲兜裡，摸到了那張欠條的副本。紙已經被他疊得起了毛邊，上面的字跡也開始模糊了，但那個暗紅色的指印還在，像是烙在紙上的一個疤。他摸了摸那個指印，然後把欠條重新疊好，放回兜裡。這張欠條他會留著。不是為了記住仇恨，是為了記住自己從什麼地方爬出來的。
中巴車繼續往前開。離家鄉越來越遠，離那個未知的城市越來越近。杜群閉上眼睛，把臉埋在晨光裡，閉上了眼睛。他不知道省城是什麼樣的，不知道在那裡會遇到什麼人、碰到什麼事。他只知道自己沒有退路了。這把他所有的賭注——尊嚴、青春、爹媽的養老錢——全都壓上了。贏了，就翻身。輸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但他不怕輸，因為他已經沒有什麼可輸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