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四合院後院。
6月的一天，傍晚。我剛從廠裡下班回來，腳踏車還沒支穩，就看見閻埠貴從垂花門那邊快步走過來。他今天沒端著那個標誌性的搪瓷缸子，兩手空著，腳步卻比平時快，像是有什麼急事。他走到我身邊，左右瞅了瞅，確認周圍沒人，才壓低聲音，用一種神秘兮兮的口氣說：
向東，我打聽到一個訊息。
我支好腳踏車，摘下帽子，在褲腿上拍了拍灰：什麼訊息，三大爺，您這麼神神秘秘的？
關於農村政策調整的。他的聲音壓得更低，幾乎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聽說，上面要允許農民搞小規模的自由種植了。
我心裡一動。
自由種植。
這個詞，在我前世的歷史知識裡，對應的是196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農村調整政策——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個詞是敏感的，後來還被批判為資本主義尾巴，但在1962年，它確實是國家為恢復農村經濟而採取的實際措施。允許農民在自留地上自由種植，產品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出售，這在當時，是對僵化的人民公社體制的一種靈活調整。
雖然不是真正的包產到戶，但允許農民自由種植，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這意味著農民有了自主權，可以種自己想種的東西，可以把自己種的東西拿出去賣，可以掙一點屬於自己的錢。這種自主權，對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訊息可靠嗎？我問。
應該可靠。閻埠貴點點頭，眼鏡片後的眼睛閃著光，我有個親戚在農業部工作，他說的。檔案已經起草了，就等領導批。
什麼時候實行？
不知道。他搖搖頭，可能下半年，可能明年。這種事兒，誰也說不準。
我又聽到了。但不管怎樣，這是一個好訊號。風起於青萍之末，政策的調整，往往就是從這些、、開始的。等檔案正式下來，已經是木已成舟的事了。現在聽到的這些風聲，就是最早的跡象。
三大爺，我說，這訊息，您跟誰說過？
就跟你說了。閻埠貴正色道，這種事，不能亂傳。我就是想著，你在廠裡也接觸些人，萬一有什麼訊息，咱們互通有無。
我點點頭。閻埠貴這人，精明是精明，但大事上不缺分寸。他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他今天把這個訊息告訴我，既是示好，也是結盟——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訊息就是資源，誰先知道，誰就能佔一步先機。
行，我知道了。我說，有進一步的訊息，咱們再商量。
他滿意地點點頭，轉身走了。走了兩步，又回頭，壓低聲音：向東，這事兒，先別往外說。
明白。
他這才放心地走了，腳步輕快，像是懷揣著一個秘密的寶藏。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垂花門後，心裡卻掀起了波瀾。
1962年6月，四合院後院。
閻埠貴走之後，我坐在院子裡，想了很久。
如果農村政策真的調整了，允許農民自由種植，那麼農民的積極性就會提高。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就會增加。糧食產量增加了，國家的糧食供應就會改善，市場上的副食就會豐富，物價就會進一步下降。這是一個連鎖反應，從農村到城市，從田地到餐桌，一環扣一環，最終受益的是每一個普通人。
困難時期，真的要結束了。
我起身，回到屋裡。婁曉娥帶著林曉曉在前院和二大媽聊天，屋裡沒人。我開啟抽屜，拿出那部舊手機。螢幕亮著，電量顯示：
29.0%。
還是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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