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上了年紀，早些歇著。”
“睡不著。”老人擦著一把縫合剪，頭也不抬，“手閒下來，心就要出去亂走。”
剪子擦完，他拿起一把止血鉗。
“一九一五年，我在西線的野戰醫院上手。頭一天，軍醫長教我一句話：手術檯上的人，沒有軍裝。抬上來是啥人，就救啥人。我縫過法國人，縫過英國人，縫過一個塞內加爾的黑人後生——腿鋸掉了，醒過來先謝我。”紗布在鉗口上繞了一圈，“四年。傷票上寫不下的名字，都記在這雙手上。”
擦到縫針，他停了停。
“我這雙手是縫傷口的，不是縫屍袋的。可是那些人又要開工了——又要縫屍袋了。”他把針舉到燈底下看了看，針尖上一點光，穩穩的，不抖。
陸行舟坐在旁邊，一句話也接不上。
安慰的話有的是。說不定打不起來；說不定調防只是調防；說不定真打起來，後生們輪不上頭一批。哪一句都現成，哪一句他都說不出口。那扇門幾時開，他比老人清楚——就在這幾天裡。他連講一句說不定的資格，都沒有。
他只做了一件事：拿起一塊乾布，把擦過的器械接過來，一件一件擺回櫃格里去，鑷子歸鑷子，剪子歸剪子，擺得橫平豎直。有一格他擺錯了，老人伸手換了過來，兩個人都沒有講話。
老人擦完末一把鑷子，從信封裡抽出一張照片。兩個後生站在營房前，軍裝筆挺，大的那個把手搭在小的肩上，兩個人都在笑，笑得看不出哪一個會吹口琴。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老人翻過來給燈照了照，沒有念出聲。他對著燈看了許久，沒有遞過來，也沒有收進抽屜——他開啟聽診器的木盒，揭起盒底的絨布，把照片壓了進去。絨布撫平，器械歸位，盒蓋合上。
“聽診器天天要用。”老人說，“天天開一回盒子，就當天天看他們一眼。”
出門的時候，老人送到門口。橫街上沒有路燈，只有診所門裡漏出來的一方黃光。老人立在那方黃光裡，只說了一句：書錢，下回一道算。
回去的路上，北四川路空空蕩蕩，電車早收了班。他在心裡把那封家信記了檔：又一條徵候，某部東調，時日不詳，番號不詳。記完這一筆，他自己先冷了一下。
老人擦了半夜器械，他陪坐了半夜；起身的時候，心裡那桿秤還是把這半夜過了一遍秤，揀出一條有用的來。這個行當，把人心也使喚成了傢什。可秤不能不抬。線上的每一分溫情，他都得先稱過分量再給出去；對這位老人，敬意是真的，秤也是真的。兩樣都得是真的，兩樣才都保得住。
這一條，他記進只有自己一個人的那份檔案。連同今夜。
六月二十一，禮拜六。
店裡照常打烊。卸門板，翻歇業牌，封爐子，歸賬。對街樓上樁子換了晚班，窗紙上人影晃了一晃，安生下來。
櫃檯底下那臺舊收音機，是前年一筆爛賬抵來的，殼子裂過一道縫，拿魚膠粘的。夜裡他慣常撥到德文臺，音量擰到蚊子哼哼——聽行情，也磨耳朵。這個鐘點，德文臺放舞曲，一向放到下半夜，圓舞曲、狐步，一支接一支，報幕的男人嗓音懶洋洋。
今晚舞曲放了一半，斷了。
斷得不齊整，半個小節吊在半空。電流沙沙響了一陣，沙沙聲裡他把算盤擱下了。再響起來的，不是舞曲。銅管一層壓一層，鼓在底下滾，號在上頭走，像有什麼極重的物事，從很遠的地方壓過來。
一遍放完，靜了靜。沒有報幕，沒有一句人聲。又從頭放。
他認得這個路數。瓦格納。德僑會所裡放過一回，滿堂的人放下酒杯站起來的，就是這一種。
曼麗趿著拖板下樓倒水，路過櫃檯白他一眼：“大半夜的，聽格種嗚哩嗚啦，鬼哭狼嚎。”
“就關。”他說。
她上去了。樓板響了兩聲，靜了。
收音機裡，第三遍從頭放起。電臺一句話不講，音樂替它把話講完了。他看了一眼櫃上的座鐘，差一刻十二點。他想起診所裡那盞燈，想起滾水裡燙過的一排縫針，想起聽診器盒底那張壓平的照片。
弄堂裡誰家的嬰孩哭了一聲，又睡去。
第四遍起頭的時候，他伸手關了收音機，吹熄櫃上的燈。
。閂了上門店把，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