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盞燈，是曼麗給他留的。
不是屋裡那盞，是灶間窗臺上那盞。一隻擦得鋥亮的舊煤油燈，天一擦黑她就點上，捻子撥到不大不小，夠亮，又省油。他多晚回，這燈就多晚亮。從弄堂口拐進來，隔著老遠，能瞧見窗上那一點黃。
這法子是入了冬才想出來的。
以前不用。以前他回來得早，頂多晚飯後出去應個酬，半夜前準到家。可不知打哪天起，他回來得越來越晚。晚到鍋裡的菜她熱了涼、涼了熱，來回三遍；晚到街上打更的都歇了；晚到她靠在床頭眼皮直打架，一睜眼天矇矇亮，才聽見門軸響。
曼麗什麼都不問。
她早學會了不問。這是她能給他的、最大的一樣體貼。
隔壁王嬸的男人，年頭上就進了什麼“協力會”，如今出門穿呢子大衣，手上一隻金殼表，晃得人眼暈。前樓張先生更利索，日本人一進城，他連夜把鋪子盤給了東洋商行，揣著錢躲到租界裡去，天天聽戲。曼麗去買菜，一條弄堂聽下來，男人們要麼發國難財，要麼把腦袋縮排殼裡，裝死狗似的過。
亡了國的男人，多半是這樣的。
也就她當家的，反著來。
亡了國，他不但沒縮，反倒更忙了。忙到臉都瘦下去一圈，顴骨支起來。忙到夜裡回來，身上帶著江風的涼，坐下先灌半缸子茶。忙到有幾宿，壓根就沒沾床——她後半夜迷迷糊糊醒，看見灶間那盞燈還亮著，他一個人對著燈坐著，攥著那塊破懷錶，一動不動，坐到天亮。
別人家的男人往殼裡鑽的時候，她這口子往刀尖上頂。
曼麗不懂他到底在扛什麼。她一個唱戲出身的女人，能懂什麼家國大事。可她有一雙眼睛。她看得見一個男人的背，從什麼時候起，壓彎了一點；看得見他往日那副懶洋洋、沒出息的樣子，是裝給外人看的皮；看得見這皮底下，藏著一座山——那山有多重，她掂不出來，她只知道，壓得他半夜坐著起不來。
她不問那山是什麼。
她只把這個家，守得更暖。
菜是變著法兒做的。
他是寧波人，嘴刁，認那口鹹鮮。曼麗燒菜沒天分，這她認，可她肯下笨功夫。她跟弄堂裡一個寧波老阿婆學醃雪裡蕻，學了三回才醃出那股子沖鼻子的酸香。鹹齏黃魚湯，她守著灶，掐著火候，生怕又燒糊了；湯要奶白，魚要嫩，一根刺都替他挑乾淨了，擱在他那隻碗裡。
他回來晚，菜就用小鍋坐在灶上煨著，拿棉墊子捂嚴實。他一進門，掀開就是熱的。
“今兒怎麼又是黃魚。”他坐下，聲音是啞的。
“便宜。”曼麗給他盛湯，“今早魚攤上收攤賤賣，我搶了兩條。”
其實不便宜。戰時東西一天一個價，那兩條魚，抵得上從前半籃子。可她省別的——她自己那頓，就著醬瓜扒兩口冷飯，也是一頓。這些賬她不跟他算，男人家管這個幹嘛。
他悶頭喝湯，喝得很慢。喝到半截，停下，看她一眼。
“你也坐下吃。”
“我吃過了。”曼麗把醃蘿蔔往他跟前推了推，“你吃你的。”
那件舊棉襖，她又拆了。
年頭上她剛給他絮過一回新棉花。可他這一冬夜夜往外跑，江邊的風跟刀子似的，沒幾天新棉花就壓實了，板成了餅，不擋寒。曼麗趁他不在，把襖子拆開，一團一團把棉花抖松，曬足了太陽，再一層一層重新絮勻。
襖子裡子上，她縫了個貼身的小兜。
那是給他那塊破錶留的。她瞧見過他多少回，夜裡睡不著，就把表攥在手心，摩挲那道舊劃痕，摩挲得出神。她不曉得那表裡頭有什麼名堂——她也不去猜。她只知道那玩意兒他看得比命重。既然看得比命重，那就得貼身放，放在心口那塊，暖著，也牢靠。
針腳縫得極密，密得看不出線。
。上邊頭枕他在，好疊，了意滿。淨乾，味太，味角皂，聞了聞下底子鼻到湊，開抖子襖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