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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隊長在走廊盡頭站著，背對著我。
他手裡捏著那兩份DNA檢測報告，邊緣已經被揉軟了。
旁邊有人遞過來一支筆，他在其中一張空白處寫了幾個字，遞迴給那人。
第二天上午，他推開我所在的辦公室門，把一沓影印件扔在桌上。
“十年。”他坐在桌角上，話裡夾著煙味，“至少五個孩子，四個省。”
我低頭看那些影印件。
泛黃的報紙剪報，模糊的監控截圖，三年前鄰省的報案記錄。
報案人姓名欄裡填著“李建強”和“吳秀花”。
附著一張孩子的一寸照片，扎兩條小辮，咧嘴笑著。
但報案日期後面跟著一行手寫的備註：已撤案，走失兒童自行返家。
“他自己撤的案。”
趙隊長把影印件翻了一頁。
“孩子壓根沒找到。他們換了個城市，兩年後重新報了另一個孩子的失蹤，用的同樣的說辭，菜市場門口一轉身人就不見了。”
下一頁是五年前的，另一個省。
報案人“王建國”和“劉桂香”，孩子性別女，年齡五歲。
附著的照片上是個扎馬尾的小姑娘，抱著一隻布兔子對著鏡頭笑。
備註欄寫著同一行字：已撤案。
趙隊長從影印件底下抽出一張白紙，上面畫了一條線，左邊標著“貨源”，中間標著“中轉”，右邊標著“出口”。
“李建成兩口子在中間這截，他們上面有個叫“老周”的，真名周大福，臨省人，手裡攥著三四個下線，管貨源。”
“李建成接貨、養著、轉手。如果中間出了岔子——孩子不聽話、買家跑了、風聲緊了——就玩“走失”這一套。”
他把線尾戳了一個洞。
“我們最快一週收網。”
收網那天我在所裡等著，從早上八點坐到晚上十一點。
趙隊長每隔兩個小時發一條訊息回來。
最後一條是晚上九點發來的，只有四個字：“老周落網。
第二天中午他推門進來，把外套往椅背上一扔，整個人栽進沙發裡閉了三分鐘的眼才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