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是為官的底線，輔國才是世家的擔當。
開元年間的琅琊王氏，不止守著“清正廉明”的祖訓不越界，更把先祖王珪“以天下為己任”的輔政初心，刻進了每一個出仕子弟的骨血裡。
從朝堂律法修訂到地方漕運整頓，從民間文教興辦到邊關百姓安撫，王氏眾臣不論官位高低、身處何地，全都盡心竭力，實心辦事。
當年王珪公輔佐太宗打下貞觀之治的根基，如今王氏後輩接力輔佐玄宗守好開元盛世的家業。
一脈丹心，跨越數十年時光，在兩代盛世裡灼灼發亮。
最先落地的實績，是律法修訂。
開元初年，律法還沿用著高宗時期的舊條，不少條款過於嚴苛，也跟不上盛世的新情況。
王氏子弟、刑部郎中王玠牽頭參與編修《開元律》，抱著卷宗熬了整整一年，逐條核對前朝舊法，又結合當下民間實情反覆調整。
他力主刪掉二十多條隋末遺留的苛法，比如“逃戶全家連坐”“私鹽直接處死”這類不近人情的條款，同時加了“官員貪墨一兩以上即罷官”“豪強兼併民田雙倍罰沒”的新規，既保法度嚴明，又給百姓留足活路。
新律法頒行之後，全國的刑案直接少了三成，牢獄裡的犯人減了近半，地方上的豪強也不敢再隨意欺壓百姓。玄宗看完新律，連連點頭：“王玠修訂的律法，寬嚴相濟，既護了朝廷的威嚴，也顧了百姓的日子，是真正的治國之法。”
緊接著見成效的，是漕運整頓。
開元年間長安人口翻倍，糧食缺口越來越大，可舊漕運路線長、損耗高，一到枯水期就容易斷供，米價漲得老百姓叫苦不迭。
王氏子弟王適被派去江淮任轉運判官，專門管漕運事宜。
他沿著運河走了整整一圈，從江南走到長安，把每一段河道的深淺、每一個關卡的弊病都摸得清清楚楚，隨後推出了分段轉運的新規：江南的船運到揚州就卸貨，由淮河的船接運到洛陽，再經黃河運到長安，還在三門峽建了大型中轉糧倉，避開最險的河道，枯水期也能照常運糧。
改革推行不到一年，漕運損耗就從三成降到了一成不到，每年多運幾十萬石糧食進長安，京城的米價直接跌了一半。
老百姓再也不用怕開春糧荒，連街邊賣胡餅的小販都笑著說：“多虧了王大人改漕運，現在米價穩了，我們的生意都好做了。”
文教興邦的事，王氏子弟更是刻不容緩。
在杭州當刺史的王承，修完錢塘堤之後，把大半精力都放在了辦學上。
他不僅把州學擴建了三倍，還在每個縣都辦了義學，寒門子弟讀書不用交束脩，成績好的還能拿官府補貼。
他甚至自己掏俸祿，買了上千卷經書存在各州的官學裡，供貧寒學子免費借閱。
三年下來，杭州的科舉中舉人數翻了兩倍，連周邊州縣的學子都慕名而來。
不光是地方官，就連醉心醫術的王燾，也在長安城外辦了免費的醫館，一邊給窮人看病，一邊收徒弟傳醫術，還把自己整理的藥方刻在醫館門口的石碑上，讓老百姓隨便抄。
有人說他傻，把祖傳的藥方都公開了，王燾卻笑著說：“醫術本來就是救人的，藏著掖著算什麼本事？能多救一個人，就多積一份德。”
邊關的安定，也有王氏官員的功勞。
在河西當司馬的王煥，管著邊地的民政。之前胡漢部落矛盾多，經常起衝突，商旅都不敢走絲路。
他到任之後，先是推行漢胡雜居屯田，教歸附的胡族部落種莊稼，又在邊地辦了義學，讓胡人的孩子也能讀書識字，還定下了“漢衚衕罪同罰”的規矩，誰都不能搞特殊。
不過三年，河西的部落衝突就幾乎絕跡了，屯田的糧食多到能自給自足，不用再從中原運糧。
絲路重新暢通，往來的商旅比之前多了一倍，邊塞的集市熱鬧得像長安的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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