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正要追問趙衛國更多的事，王嬸忽然一拍額頭，手掌拍在額骨上發出清脆的一聲，把旁邊打盹的老貓都驚醒了，貓豎起耳朵，黃綠色的瞳孔警惕地縮成一條縫，隨即發現沒有危險，又懶洋洋地趴了回去。王嬸的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張著，像突然想起了什麼驚天大事，臉上的皺紋因為表情的劇烈變化而重新排列，組合出一種又驚又喜又懊惱的複雜模樣。
你看我這記性！王嬸拍著大腿，聲音裡帶著一種急切的興奮，狀若在跟自己的記憶力較勁，趙衛國走之前，把一個木盒子寄放在我這兒，說要是哪天有人來給林礦長翻案，就讓我把盒子給那個人。他說他命裡要是保不住這個秘密，總得給後來人留個路。這一晃二十六年，我都快忘了這事兒了！前幾天收拾櫃子還看見來著，當時還想這是誰來著，一忙就又忘了！
林默一下子站了起來，椅子向後一滑，差點撞翻李老頭腳邊的菸灰缸。他的心跳驟然加速，血液湧上頭頂，太陽穴突突地跳，像有隻小鼓在敲，一下比一下急。但他強迫自己壓住情緒，二十六年的等待不差這一分鐘，不能因為激動而失去判斷力。他長長地吸了口氣，聲音儘量保持平穩：真的？盒子在哪？
那還有假？王嬸拍著大腿站起來，動作利索得不像六十多歲的人，菜籃子都忘了拿，走，我帶你去拿。他家房子就在巷口拐角，我一直幫他鎖著門，東西還在床底下放著呢。這麼多年了，我每年冬天都去通通風、曬曬被子，怕潮壞了。趙衛國走的時候閨女才上小學，什麼都不懂，這房子要是沒人管，早塌了。
林默跟著王嬸穿過兩條巷子，巷子越走越窄，兩旁的牆壁越來越舊，石灰剝落露出紅磚，紅磚上長著青苔，青苔在午後的陰影裡泛著幽暗的綠光，好比一層時間的黴斑。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潮溼的黴味混著鐵鏽味，像是時間本身在這裡發酵腐爛，變成了一種可以用鼻子聞到的物質。腳下偶爾踩到碎玻璃或瓦片，發出嘎吱的脆響，在寂靜的巷子裡格外刺耳，好似在提醒他：每一步都踩在碎裂的往事上。
拐過最後一個彎，一棟矮小的平房出現在巷子盡頭。房子不大，紅磚牆面被風雨侵蝕得斑駁不堪，牆根長著一叢茂盛的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在風中搖晃。屋頂的瓦片缺了好幾塊，用塑膠布蒙著，塑膠布被太陽曬得發白發脆，邊緣翹起來在風中拍打，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響，像一面破舊的旗幟在無人注視的角落堅持飄揚。門是一扇舊木門，上面的紅漆早已褪盡，只留下灰褐色的木紋和一把鏽跡斑斑的掛鎖，鎖孔裡塞滿了灰塵和蛛絲。
王嬸從圍裙口袋裡掏出一把鑰匙，鑰匙上拴著一根褪色的紅繩，紅繩是她當年繫上去的，為了好認。鎖芯鏽死了，她擰了兩下沒擰開，手腕使不上勁。林默接過鑰匙用力一轉，鎖芯發出一聲乾澀的，恍若一扇封了二十六年的門終於鬆了口。門推開的一瞬間，一股封存了多年的陳腐氣息撲面而來，灰塵、黴味、舊報紙的油墨味、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樟腦丸氣息，所有氣味混在一起，大概在一首無聲的輓歌，唱給這間空了二十六年的房子和它死去的主人。
窗戶是從裡面鎖上的。林默試了試插銷，紋絲不動。
趙剛站在門口環顧四周：那就是從門進來的。
或者是門沒鎖。
誰家半夜不鎖門？
林默沒說話，只是看了一眼玄關處那雙整齊擺放的男式拖鞋。
屋裡光線昏暗，窗戶被厚重的窗簾遮著，王嬸摸到燈繩拉了一下，一盞老舊的白熾燈泡亮了，發出昏黃的光，光線在牆壁上投下一片溫暖的橘色。屋子不大，一張單人床、一張方桌、一個木頭衣櫃，就是全部傢俱，簡樸得近乎寒酸。床上的被褥疊得整齊，二十六年沒人睡過卻保持著最後的體面，好浮著具穿好壽衣等待入殮的遺體。方桌上放著一個搪瓷茶杯，杯壁上印著為人民服務五個褪色的紅字，字跡模糊但依稀可辨。牆上掛著一張趙衛國穿警服的照片，年輕的臉上稜角分明，目光炯炯有神，唇邊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倔強，那種倔強不是年輕氣盛的張揚，而是一種內在的、沉默的、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執拗。
林默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幾秒。這是一個和他父親一樣的人，認死理、不回頭、明知前面是懸崖也要往前走。他忽然理解了為什麼父親當年會跟一個社群民警走得近，不是因為他們是朋友，而是因為他們是同類。在這個人人自保、噤若寒蟬的小縣城裡，只有他們兩個傻到要跟真相較勁。
在床底下。王嬸蹲下來，伸手往床底摸去，手臂伸到最深處，摸索了一陣，拖出一個積滿灰塵的木盒子。盒子不大，約一尺見方，木質普通，是那種街上隨處可見的收納盒，但上面纏了好幾圈細鐵絲，鐵絲的接頭擰了三道，顯然是為了防止別人輕易開啟。鐵絲已經生鏽，和木頭的接觸面留下了一道道鏽痕，像舊傷疤。
林默接過盒子，盒子比想象中沉，裡面的東西不多，但分量不輕。他用王嬸遞過來的鉗子剪斷鐵絲，鐵絲斷裂時發出一聲脆響，像琴絃崩斷。掀開蓋子的一刻，一股樟腦和舊紙的混合氣息升起來，衝進鼻腔。裡面用塑膠袋裹著幾樣東西：一本黑色封皮的工作筆記本，封面已經磨損發毛，邊角翹起；一枚銅質警徽，比林默口袋裡那枚小一號，背面刻著編號；還有一張摺疊的紙條，紙條發黃發脆，邊角有蟲蛀的痕跡，蛀孔有種排細小的省略號。
林默先拿起筆記本翻開，扉頁上用鋼筆寫著趙衛國 工作筆記 2001年，字跡工整有力，一看就是個做事認真的人，連扉頁都寫得一絲不苟。快速往後翻，前面大半本是日常工作記錄，調解糾紛、走訪登記、巡邏日誌，事無鉅細，連誰家的狗咬了誰都記了下來。翻到最後十幾頁，字跡忽然變得潦草密集，行距壓縮，恰如在短時間內記下了大量資訊，來不及好好寫。
最後一頁寫著一段話，墨水顏色比前面深，好像換了筆或者換了心情，字跡也比前面沉重：已確認屍體股骨長度與林礦長不符，差距約三公分。屍檢報告被調換。向所長反映，被駁回並警告不得再提。我已將原始測量資料記錄在此。如我不在了，請以此為準。林礦長是冤枉的。
林默的手在微微發抖，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一種難以名狀的激動和悲憤交織的情緒，像兩股滾燙的水流在心口碰撞。他合上筆記本，目光落在那枚銅警徽上，趙衛國的警徽，和父親的一樣，是老式銅質，沉甸甸的，握在手心裡有一種冰涼的踏實感，狀若一個死去的人從二十六年前伸過來的手，握住了他。
他把筆記本、警徽和紙條全部收好，轉頭對王嬸深深鞠了一躬，腰彎到九十度，停了三秒才直起來。王嬸的眼淚流了下來，她用衣袖擦了擦，聲音哽咽：默子，你爸是好人，趙衛國也是好人。你替他們把公道討回來。
林默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有些承諾不需要聲音，一個點頭就夠了。他走出趙衛國的小屋，午後的陽光刺得他眯起眼睛，巷子裡的風送來遠處廣場舞的音樂聲，隱約而歡快，和此刻他胸中翻湧的沉重形成了荒誕的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