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這官……好像真辦點事。”
更明顯的反應在第四天——意見木箱掛出去頭兩天沒人投，第三天塞了兩張紙條，第四天早上開啟，足足十幾張。
我一張張翻。
“希望冬天能修路，雪天背藥難。”
“集市稅太重，賣兩隻雞扣一半錢。”
“學堂關門兩年了，娃們沒處識字。”
都不是大事，可件件戳在活計上。
我挑了十條最急的抄成冊，批了“待議”，讓人送去州城備案——不是為了讓他們批，是為了留下痕跡。將來我要動真格的，這份底子就是理由。
第五天，宣策隊組起來了。
本地招的八個青年，四個退伍老兵，統一穿粗布短打，背上斜掛紅布條，寫著“講政策”三個大字。我親自教他們怎麼說話：別說“本府推行新政”，要說“以後種地交多少糧，寫在榜上，誰也不能多要”；別唸公文，編成順口溜，比如“一畝地納三升，多了算貪官，抓起來坐監”。
他們練了半天，終於順溜了。
當天下午就出發，一組去東村，一組去西屯，剩下兩組留在鎮上畫牆報。有個老兵嗓門大，站房頂上喊：“沈大人說了！誰剋扣救災糧，砍手！誰強徵勞役，抄家！”底下圍了一圈人，拍手叫好。
我站在公所門口聽見了，沒笑，也沒誇，只說了一句：“明天我去最遠的那個山坳村。”
副將勸：“路不好走，您沒必要親自去。”
“正因為路不好走，我才非去不可。”我看他一眼，“上面的人看不見泥裡有多深，可我知道。我不下去，誰替他們開口？”
他閉嘴了。
當晚，我在燈下看完最後一份民情簡報，吹滅蠟燭，躺在臨時搭的板床上。
外面雨又下了起來，敲著瓦片，像無數人在低聲說話。
我不知道京城有沒有人正在謀劃什麼，也不知道那些被我參倒的官員會不會抱團反撲。
這些都不重要。
我現在要做的，是讓每一個敢抬頭看我的人，都知道——
我說的話，算數。
第二天清晨，馬匹備好，行李捆實。
幕僚站在門口提醒：“大人，最遠那個村要走兩個時辰山路，路上全是塌方痕跡，要不要先派探子看看？”
我戴上斗笠，跨上馬背，韁繩一扯。
“不用。”
馬蹄濺起泥水，衝進晨霧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