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天（4）
“既然當眾翻臉，謝嵩自然不再對我手軟。他在站長出面擺酒說和後的第二天，就派了人手在我家周圍全天24小時監視，這也直接阻止了26號想要將我送走，取而代之的計劃。
其實謝嵩之所以敢這樣，說白了還是因為有站長撐腰。而站長身後又是誰想扳倒我們江家，歸根結底是與黨內的派系之爭有關。而在這種環境下，我們都不得不防著被暗箭所傷。
詹妮住在府上也沒有要走的意思，除了偶爾要我陪著吃飯看電影外，為了打發無聊的時光，居然跑到天津女中義務教授英語去了。
我爸沒再催婚，這也讓我懷疑他是早知道安若伊不簡單，使了一些小手段，促使我親手除掉了她。
26號也住在了我家，他總是戴著假鬍子和破氈帽，裝成家傭打掃院落和整理花草。
我搞不明白他們這種安排的用意，或許他們覺得我跟謝嵩的關係搞得這麼僵，再讓26號冒險假扮我出入保密局的辦公樓，並非最佳選擇，也或許單純是因為聯絡點被破壞，暫時沒有安身之處。
總之，他們也採取了在最危險的地方藏身的策略，就算謝嵩再看我不順眼，也還是沒有足夠的勇氣直接闖進我的家中盤查。
就這麼相安無事地過了幾個月，迎來1947年的春節，我父親回到了天津，跟我和詹妮一起過年。
我們度過了三天其樂融融的美好時光，也可能是因為有詹妮在場，都故意迴避著沒再談論關於出逃的事，這反到讓團聚的氣氛更加輕鬆愉快。
而謝嵩也在我爸回來後撤掉了監視人員，我當時還在想，這傢伙終是對我家老爺子有所忌憚，既然沒有與我江家斗的資本，還是夾著尾巴作人更附和他的身份。
而這期間，我父親也在勸告我，要以大局為重，別被仇恨衝昏了頭腦。
我是一直在隱忍，等待個更為適合的機會報仇。但我不動，並非對方也不動，不正面硬槓，不代表背地裡不算計你。
就在三個月後的一天，太過狂妄的我放鬆了對謝嵩的警惕，不小心落入了他精心編織的圈套裡。
那是1947年的五月份，由上海學生率先舉行‘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遊行，很快就在全國各地蔓延開來。
天津的學生也組織起來上街示威遊行，為了防止事態擴大，包含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以及保密局天津站都出動了大量人手，上街驅趕人群。
我們幾個副站長，雖不需要直接參與鎮壓，但一樣要帶著人在各個主要街道路口關注學生去向，並在必要時調動人員，前往‘維持秩序’。
我坐陣在一家旅社的三層客房裡，居高臨下看著舉著標語大聲疾呼的學生和教師。阿達和小五被站長喊去幫忙了，而身邊陪同我和林晨的是三個行動組的外勤。
房間裡的電話鈴響，我懶得起身，擺了擺手叫下邊人去接。
一個外勤搶在林晨之前接起了電話，很快回報說附近一處廠房發現有共黨紅色刊物印刷廠，站長要我派兩個人就近過去監視，等待大隊人馬過來後再進行抓捕。
這種事林晨自然是要親自過去看看的，我示意他帶個人一起，免得獨自行動引人猜忌。我自己則繼續待在原地喝茶、看熱鬧。
但在他們走了沒兩分鐘，我身後的兩人就開始竊竊私語，說此次學生遊行是由中共地下黨策劃發動的，而且謝嵩已經掌握了幾個主要領導者的所在位置，是因為急著先去那邊實施抓捕才一時趕不過來的。
學生運動是由地下黨策劃這種說法我不是第一次聽說，對他們的議論一點不感興趣。但下一句話卻引起了我的警覺：‘聽說裡面有個留洋回來的女教師，長得可漂亮啦，這要是被抓了……不敢想像啊！’
我吃了一驚，想當然認定那個留洋回來的女老師就是詹妮。我趕忙往家打了個電話，得知詹妮一大早就去了學校，頓時緊張起來。
自幼一起長大的詹妮，在我心中跟親妹妹沒有兩樣。所謂關心則亂，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就算是我自己出事，也絕對不能讓她有事。
我才不管那兩外勤會不會向謝嵩打小報告，直接逼問出具體抓捕地址，剛好就在天津女中圖書館，更由不得我不信。索性就隻身前往，準備強行救出詹妮。
可能謝嵩摸透了我們這些官二代的通病，平時耀武揚威慣了，闖了禍總有人給擦屁股，大事小事都不當回事。以為沒人敢太歲頭上動土，就會有恃無恐，犯一些低極錯誤。
這一回，我就是犯了一個致命的低極錯誤，26號曾經犯過，而且還被我貶低為沒有腦子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