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班牙回來後的第三個月，廣州的冬天還沒到最冷的時候。珠江邊的榕樹葉子還是綠的，風從海面上吹過來，帶著一股淡淡的鹹腥味，不像北方那樣乾冷刺骨。林遠蹲在鐵廠的院子裡，跟餘師傅一起看那臺新的磨面機。蒸汽機帶動石磨轉得飛快，麥子從頂上的漏斗倒進去，麵粉從下面的出口簌簌地落下來，白花花的一層，像薄雪覆蓋在木板上。餘師傅蹲在旁邊，伸手抓了一小把麵粉搓了搓，又湊到鼻子前聞了聞：“細，比驢拉磨細多了。”他轉過頭看著林遠，“國公爺，這東西要是推廣開，做麵粉的鋪子都得關門。”林遠拍了拍手上的麵粉：“不會。麵粉鋪子的老闆可以買機器，自己當老闆。”餘師傅站起身，看著磨面機說：“那鐵廠也得開個麵粉作坊。”林遠笑了：“沈老闆連麵粉的生意都想做？”沈萬山的聲音從門口傳來：“做。怎麼不做？”他拄著柺杖走進來，綠豆眼眯成一條縫，柺杖篤篤篤地敲在石板地上，“林老弟，麵粉生意不賺錢，但磨面機賺錢。賣機器比賣麵粉強十倍。”
迭戈從前院跑進來，靴子踩在青石板上啪啪響。他跑得不算快，但表情很怪，不是慌張，是那種“又來一個”的無奈。他手裡拿著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紙的，邊角磨得發毛，封口處蓋著一枚印章——不是大明的官印，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徽章，一隻獅子站在海浪上。林遠接過信，拆開，範·德維爾的字跡工整得像印刷出來的：“海國公閣下：荷蘭東印度公司希望與您合資在巴達維亞建立造船分廠。我方提供土地、當地勞工和現有船塢設施，您提供技術、圖紙和管理經驗。利潤四六開，您六，我方四。若您有意，請覆函。您忠實的，範·德維爾。”
林遠看完信，把信紙摺好塞進懷裡。沈萬山湊過來問：“什麼事？”林遠說：“荷蘭人要跟我在巴達維亞合夥開船廠。他們出地出人，我出技術，利潤四六開，我佔六。”沈萬山捋著鬍子，綠豆眼眯得更緊了：“巴達維亞？那地方在哪兒？”林遠說：“在爪哇島，馬六甲海峽南邊，荷蘭人在那邊的據點。”沈萬山想了想：“那地方遠，但靠海。開船廠，位置不錯。”林遠靠在桌邊，手指在桌沿上輕輕敲著：“沈老闆，你說幹不幹？”沈萬山捋著鬍子笑了：“有銀子賺，為什麼不幹？”
當天傍晚，林遠回到商館。陳婉兒正坐在院子裡給林瀾梳頭，林海蹲在旁邊看毛球剝花生。毛球現在已經不存花生了，自從去了西班牙又回來，它的習慣改了很多——每天只剝一顆，剝完就吃，吃完就蹲在桂花樹上發呆。林瀾說毛球“長大了”，毛球不理她。林遠在石凳上坐下，把範·德維爾的信遞給陳婉兒。陳婉兒接過去看了一遍：“巴達維亞？你要去？”“我不去。”林遠說，“讓平松去。”陳婉兒抬起頭看著他：“平松？他都六十了吧？”林遠說：“五十八，還硬朗。他說過，想在海上漂到走不動為止。”
平松的住處是鐵廠旁邊的一間小屋，不大，但乾淨。牆上掛著一幅舊海圖，桌上擺著一盞油燈和一個菸斗架。他正坐在門檻上擦菸斗，菸斗是黃楊木的，用了很多年，被手汗和煙火打磨得光滑發亮。林遠走到他面前，蹲下來，把範·德維爾的信遞過去。平松接過信，看完，沉默了好一會兒。他把菸斗叼回嘴裡，吸了一口，吐出一團白煙：“巴達維亞，我去。”
林遠說：“老哥，那不是一兩個月的事。得在那邊待幾年，看著船廠建起來，順了，才能回來。”平松把菸斗從嘴裡拿下來，在門檻上磕了磕菸灰：“哥倫布，我這條命是海上給的。你讓我在陸地上養老，我反而活不長。”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不存在的灰，看著遠處珠江的方向：“巴達維亞，我聽說過。那地方海闊，船多，適合造船。我去。”林遠看著他那張被海風吹了一輩子的臉，那張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像是被鹽醃過的，深得能藏下整個大海。他沒再勸，只說：“老哥，那邊熱，你帶件薄衣裳。”平松嗯了一聲，把菸斗叼回嘴裡：“西班牙的橄欖樹，你娘還種著呢？”林遠說：“種著呢。我回去的時候，她又醃了一罐。”平松點了點頭，沒再問。
出發那天，迭戈抱著毛球站在廣州碼頭上。平松拎著一個小包袱，穿著一件半舊的灰布衫，菸斗叼在嘴裡，火星子在晨光中一閃一閃的。荷蘭船停在泊位上，桅杆上掛著紅白藍三色旗，被海風吹得獵獵作響。迭戈把毛球遞過去：“毛球，跟平松爺爺告別。”毛球猶豫了一下，伸出爪子，爪子裡攥著一顆花生，塞進平松的上衣口袋裡。平松低頭看了看那顆花生，嘴角動了一下：“路上吃。”他拍了拍毛球的頭，毛球用腦袋蹭了蹭他的手指，然後跳回迭戈懷裡。林遠站在棧橋上，伸出手。平松握住他的手，兩個人的手都粗糙，都曬得黝黑，都有老繭：“老哥，到了巴達維亞，寫信回來。”平松說：“信可能慢，但會寫的。”
荷蘭船升帆了，緩緩駛出廣州港。平松站在船尾，菸斗裡的火星子在晨光中一明一滅，像一隻在眨眼睛的螢火蟲。迭戈抱著毛球站在碼頭上，看著那艘船越來越小，越來越遠，最後變成海平線上的一個黑點。毛球從迭戈懷裡探出頭來，爪子裡空空的，安靜地看著遠方。迭戈低頭看了看它：“毛球，你難過？”毛球搖了搖頭，把腦袋重新埋進迭戈的臂彎裡，像是看夠了。林遠站在棧橋邊，看著那艘船消失的方向，心裡像被風吹了一下，不太重，但確實少了一點什麼。
當天晚上，林遠在商館的書房裡鋪開一張信紙，提起筆給範·德維爾回信。墨汁飽滿，筆尖落在紙上，三個字：“行。幹。”他把信裝進信封，封好口，蓋上自己的印章。信很輕，但裡面的承諾很重——技術、圖紙、管理經驗，還有平松大半輩子的海上經驗。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珠江上的漁火在夜風中搖晃，像一群在水面上跳舞的螢火蟲。他想起平松說“我這條命是海上給的”時的表情，想起平松叼著菸斗站在船尾漸行漸遠的背影，想起毛球把花生塞進平鬆口袋時爪子在晨光中微微顫抖的樣子。
他摸了摸懷裡那枚東方總督的勳章，又摸了摸胸口那個暗袋裡貼身放著的家書。海風從窗外灌進來，帶著珠江的溼氣和遠處傳來的船號聲。他站在窗前，手裡握著那封剛封好的信，信上的墨跡已經幹了。他在心裡默唸了一遍那三個字——行，幹。不是衝動，是知道平松會在那邊把事情辦好，知道荷蘭人不是葡萄牙人，知道巴達維亞的船廠會成為南海航線上的一個新錨點。平松走了，但巴達維亞的船廠會立起來。平松會在那邊教荷蘭人怎麼造船，怎麼幹活，怎麼在海風中站穩腳跟。等船廠建好了，平松會回來，叼著他的菸斗，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