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工作從安特衛普開始。
我讓工部派來的人先畫了一張圖，不是那種隨便塗幾筆的草圖，是正經的城市規劃圖。街道橫平豎直，主幹道寬六丈，能並排跑四輛馬車。每隔三百步設一個十字路口，路口四角留出空地，將來建市集或者學堂。排水溝從城中心向四面輻射，匯入城外的河道，下雨天不至於滿街泥漿。
這套東西是我從前世的記憶裡扒出來的，當然不可能照搬現代城市規劃，但基本理念是一樣的——寬街道、通排水、分功能區。在這個時代，已經算是超前了。
新學門生第五期的林致遠負責安特衛普的重建，這小子今年三十出頭，瘦高個，戴著一副銅框眼鏡——工坊最新出的產品，鏡片磨得還不太好，但總比沒有強。他拿著圖紙在廢墟上跑了三天，回來跟我彙報的時候嗓子都啞了。
陛下，地基沒問題，安特衛普的土質硬，能承重。但有兩個難處。他的聲音沙沙的，像砂紙磨木頭，一是人手不夠，當地青壯死的死跑的跑，剩下的老弱婦孺幹不了重活。二是材料，石頭倒是不缺，廢墟里扒出來的就夠用，但木材和鐵釘嚴重短缺。
人手的事朕來解決，你先把能幹的活幹起來。我指著圖紙上的排水系統，這個優先。入夏之前必須把主幹排水溝挖通，不然一場大雨下來，瘟疫就來了。
林致遠領命走了，腳步匆匆，鞋底踩在碎石上咔嚓咔嚓地響。
人手的問題，我用了一個簡單粗暴的辦法——以工代賑。
凡是來幹活的，不分男女老幼，按日發放口糧和工錢。口糧是從國內運來的米麵，工錢是銅錢，不多，但在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廢墟上，已經足夠讓人活下去。訊息傳出去之後，周圍幾十裡的難民都湧了過來，三天之內，安特衛普的工地上就聚集了上萬人。
這些人大多數是當地的法蘭西人和尼德蘭人，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眼窩深陷。他們看著我們的人發放糧食，眼神里有警惕，有懷疑，但更多的是飢餓。飢餓是最好的說客，比任何道理都管用。
第一天開工的時候場面有點混亂。語言不通是最大的問題，新學門生們會說幾句法蘭西語和尼德蘭語，但工地上的指令需要精確，把這塊石頭搬到那邊把那塊石頭搬到這邊差一個字就可能出事。我讓人臨時編了一套手勢訊號，簡單的動作配上哨聲，嘟——搬，嘟嘟——停，嘟嘟嘟——危險快跑。
笨辦法，但管用。
到了第三天，工地上已經有了節奏。錘子敲石頭的聲音叮叮噹噹，鋸子拉木頭的聲音嘶嘶啦啦，偶爾夾雜著工頭的吆喝聲和搬運工的號子聲。那些歐洲工人一開始還畏畏縮縮的，幹了幾天之後手腳就利索了，有些人甚至開始主動找活幹——畢竟多幹一天就多一天的口糧。
我每隔三五天就去工地上轉一圈。不是為了監工，是為了讓人看到我。
皇帝親自來看工地，這個訊號比任何命令都有效。總督們不敢偷懶，工頭們不敢剋扣，工人們幹活也更賣力。我穿著便服，不帶儀仗，就陳九和幾個親衛跟著，在工地上走走看看，偶爾停下來問兩句。
有一次我在排水溝的工地上碰到一個尼德蘭老頭，六十多歲，鬍子花白，正彎著腰往溝裡碼石頭。他的動作很慢，但每一塊石頭都碼得嚴絲合縫，比旁邊年輕人乾的活漂亮多了。
這位老人家，以前是做什麼的？我讓翻譯問他。
老頭抬起頭，渾濁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用尼德蘭語說了一串話。翻譯告訴我，他說他以前是個石匠，在安特衛普幹了四十年，城裡一半的房子都有他砌的牆。
那些房子呢？我問。
老頭沉默了一會兒，指了指周圍的廢墟。
我也沉默了。
那些他砌了四十年的牆，被我的炮彈轟成了碎石。現在他又彎著腰，用這些碎石砌新的牆。
我讓人給他多發了一份口糧，老頭接過去的時候手在抖，不知道是因為年紀大了還是因為別的什麼。他嘴裡嘟囔了一句，翻譯說他說謝謝。
謝謝。
毀了他四十年心血的人，他說謝謝。
我轉身走了，沒再回頭。風從工地上吹過來，帶著石粉和汗味，嗆得我眼睛有點酸。
一個月之後，安特衛普的主幹排水溝挖通了。
林致遠興沖沖地跑來報告，臉上全是灰，眼鏡片上也蒙了一層土，但眼睛亮得像兩盞燈。陛下，通了！從城中心到河口，一共三千二百步，落差兩丈四尺，水流順暢，試過了，沒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