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去看了一眼。排水溝寬三尺，深四尺，兩壁用石塊砌成，底部鋪了一層碎石，清澈的水從城裡流出來，嘩嘩地往河口去。溝邊站著一群歐洲工人，看著水流的方向，臉上的表情很複雜——有驚訝，有佩服，也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
他們的城市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排水系統。
下一步呢？我問林致遠。
下一步鋪路。主幹道的路基已經夯實了，再鋪一層碎石，壓平，就能走人走車了。然後是兩側的房屋，先建公共建築——學堂、醫館、糧倉、市集，再建民居。
學堂排第一。我說。
林致遠愣了一下：陛下，是不是先建糧倉比較……
學堂排第一。我重複了一遍，語氣沒變，但林致遠不敢再問了。
學堂排第一，不是因為我不知道糧倉更急。而是因為學堂是一個訊號——大明來了，不只是來佔地盤的，是來教書的。這個訊號必須第一時間釋放出去，讓所有人都看到。
至於糧倉，第二個建就是了，差不了幾天。
兩個月後，安特衛普的第一座新學學堂落成了。
不大，三間教室，一間先生的住處，一個小院子。牆是用廢墟里扒出來的石頭砌的，屋頂是新的木樑和瓦片，門口掛了一塊木匾，上面用漢字和尼德蘭文寫著安特衛普新學學堂。
開學那天來了三十多個孩子，大的十二三歲，小的才五六歲，一個個瘦得像猴子，衣服上打滿了補丁。他們坐在新做的木凳上，好奇地看著講臺上的先生——一個新學門生，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會說幾句磕磕巴巴的尼德蘭語。
我站在窗外看了一會兒。先生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漢字——。然後用尼德蘭語解釋這個字的意思。孩子們歪著頭看，有的在笑，有的在發呆，有的拿著炭筆在木板上歪歪扭扭地模仿。
教室裡很安靜，只有炭筆在木板上劃過的沙沙聲，和先生低低的講解聲。窗外的工地上，錘子還在叮叮噹噹地響，但隔著一堵牆，聲音變得很遠很遠。
陳九站在我身邊，也在看。
陳九，我低聲說，你說這些孩子長大以後，會恨我們嗎？
陳九想了想：如果他們從小學的是我們的字，讀的是我們的書，恨不恨的，也就不重要了。
我看了他一眼。這話說得冷，但說得對。
教育是最溫柔的征服，也是最徹底的征服。一代人的時間太短，兩代人差不多，三代人就夠了。等這些孩子的孫子長大，他們會說漢語，寫漢字，讀四書五經，把大明的歷史當成自己的歷史。
到那時候，廢墟上長出來的，就不只是新城了。
是新人。
訊息從安特衛普傳到其他佔領區，各地總督紛紛效仿。法蘭西的巴黎、日耳曼的科隆、伊比利亞的馬德里，一座座新城在廢墟上拔地而起。規劃圖是統一的模板，寬街道、通排水、有學堂，只是根據當地的地形做了些調整。
歐洲人看著這些新城，表情很複雜。有人罵我們是侵略者，用新城來收買人心；有人默默搬進了新建的房子裡，享受著比戰前更好的居住條件；更多的人什麼都不說，只是低著頭幹活，領口糧，活下去。
活下去。在這個廢墟遍地的年代，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確。
我站在安特衛普新城的主幹道上，看著兩邊正在施工的建築，聽著四面八方傳來的錘聲、鋸聲、吆喝聲，聞著石粉和新木頭混合的味道。
廢墟之上起新城。
這句話說起來輕巧，做起來要命。但做不做得成，不取決於廢墟有多大，取決於建城的人有多少。
眼下，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