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五十四年八月，我開始認真考慮皇太孫的培養計劃。
不是朱由檢——他才剛出生，連翻身都不會。我說的是更長遠的事情：如何為兩代之後的傳承做準備。
太子常洛今年四十八歲了，身體還算健康，性格溫和穩重，是一個合格的守成之君。但和之間的差距，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常洛能守住基業，但能不能把基業發揚光大，我心裡沒底。他處理政務的能力不差，但缺乏那種一錘定音的魄力。每次遇到棘手的問題，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拍板，而是商量。商量當然沒錯，但有些事情商量來商量去，最佳時機就錯過了。
更讓我擔心的是常洛之後。
朱由檢是常洛的長子，如果一切順利，他將來會繼承皇位。但一個嬰兒能長成什麼樣的人，取決於他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如果按照傳統的皇子教育——讀經書、學禮儀、聽太傅講課——培養出來的大機率又是一個溫和有餘、霸氣不足的守成之君。前世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明朝中後期的皇帝一個比一個平庸，不是因為他們天生愚笨，而是因為那套教育體系只能培養出循規蹈矩的人，培養不出開拓進取的人。
我不想要守成之君。
我想要一個能駕馭制度、推動變革、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也能讓聯邦繼續前進的人。
朕要建立一套不依賴明君也能運轉的制度。我在日記中寫下了這句話。墨跡在宣紙上慢慢洇開，像是一滴水落進了乾涸的土地。
寫完之後，我看著這行字，苦笑了一下。
不依賴明君也能運轉的制度——這不就是前世的憲政民主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前世的憲政民主花了幾百年才成熟，中間經歷了無數次革命、戰爭、倒退和反覆。英國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花了四百多年，法國從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國折騰了將近兩百年，美國建國時設計的制度算是最成功的，但也經歷了一場內戰才真正穩固下來。我想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完成這個轉變，是不是太天真了？
也許是。
但不試怎麼知道？
我給太子常洛寫了一封長信，用電報發過去太長了，就讓人抄了一份，走海路送回北京。信紙用的是上好的宣紙，我親手研的墨，一筆一劃寫得工工整整。寫信的時候，書房裡很安靜，只有毛筆在紙面上劃過的沙沙聲，和窗外蟬鳴的嘶嘶聲交織在一起。八月的安特衛普已經有了秋意，但蟬還在叫，叫得有氣無力的，像是在做最後的掙扎。
信的內容主要是關於朱由檢的教育方針。
吾兒常洛：由檢雖幼，教育之事不可不早謀。朕之意，由檢之教育當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三歲至七歲。以啟蒙為主，教識字、算數、觀察自然。不必讀經書，不必學禮儀，讓他像普通孩子一樣玩耍、探索、提問。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師，不要用規矩把它扼殺了。給他積木，給他畫筆，給他放大鏡，讓他去花園裡觀察螞蟻搬家，讓他去廚房裡看廚子怎麼生火做飯。這些看似無用的東西，比背一百篇經文都有用。
第二階段，七歲至十四歲。入新學學堂，和普通學生一起上課。學漢語、算學、格物、地理、歷史，也學一門外語——法蘭西語或日耳曼語。同時開始接觸政務，旁聽朝會，但不參與決策。讓他知道朝堂是什麼樣子，但不要讓他過早地捲入朝堂的漩渦。
第三階段，十四歲至二十歲。到聯邦各地歷練。去工坊做工，去軍營當兵，去總督府實習，去學堂教書。每個地方待半年到一年，親身體驗聯邦的運轉。二十歲之後，開始正式參與政務。
寫到這裡，我停了一下，筆尖懸在紙面上方，一滴墨汁在筆尖凝聚，搖搖欲墜。我想了想，又加了一段：
朕知道你會覺得這套方案太激進。讓皇孫去工坊做工、去軍營當兵，在你看來大概是荒唐。堂堂皇孫，怎麼能和工匠、士兵混在一起？但朕告訴你，一個沒有在泥地裡摸爬滾打過的皇帝，是管不好這個帝國的。朕當年就是從最底層一步一步走上來的，朕知道底層是什麼樣子，所以朕能做出接地氣的決策。由檢如果從小在深宮裡長大，他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宮牆以內。那樣的皇帝，守不住朕打下來的江山。
信寫完之後，我又看了一遍，覺得語氣太硬了，又在最後加了一句：此乃朕之建議，非命令。你是他的父親，如何教育由檢，最終由你決定。但朕希望你認真考慮。
我把信摺好，裝進信封，用火漆封了口。火漆融化時發出一股辛辣的氣味，紅色的蠟液在信封上凝固成一個圓形的印記，上面是龍紋——皇帝專用的火漆印。
信送出去之後，我又開始想另一個問題——制度。
皇太孫的教育方針只是個案，我需要的是一套制度化的繼承人培養體系。不只是皇帝的繼承人，還包括各級官員、總督、軍事將領的繼承人。
聯邦太大了，不能靠一兩個人撐著。必須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確保每一個關鍵崗位上都有合格的人，而且有備選的人。前世的企業管理裡有個概念叫繼任者計劃，每一個關鍵崗位都要有至少兩個候選人隨時準備接班。這個概念放到國家治理上同樣適用。
這套制度的核心，就是新學門生體系。
我已經把新學門生的選拔培養制度化了，但還不夠。還需要一套考核和晉升制度——什麼樣的人可以當總督，什麼樣的人可以當將軍，什麼樣的人可以進入聯邦議會。這些標準必須明確、公開、可量化，不能靠皇帝的個人好惡來決定。皇帝喜歡誰就提拔誰，那不叫制度，叫任性。
朕要建立一套不依賴明君也能運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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