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五十一年九月，聯邦內部的權力之爭終於擺到了檯面上。
導火索是一份稅收分配方案。陸明言擬定的方案規定，各佔領區稅收的四成上繳中央，六成留給地方。這個比例在我看來已經很寬鬆了——前世的聯邦制國家，中央拿的比這多得多。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佔比常年在六成以上，德國也差不多。四六開，已經是我能給出的最大讓步了。但歐洲的總督們不這麼想。
方案送到各總督府的第三天，反對的聲音就像秋天的落葉一樣紛紛揚揚地飄了回來。
四成太多了。日耳曼總督劉鐵柱第一個跳出來，嗓門大得像銅鑼，震得書房裡的茶杯都在微微顫動，日耳曼的礦產是日耳曼人挖出來的，憑什麼四成要交給北京？
憑什麼？我看著他，憑朕的兵打下來的。
劉鐵柱的臉漲得通紅，嘴巴張了張，沒敢再說。他的手不自覺地攥了一下拳頭，指節咯咯響了兩聲，但很快又鬆開了。他到底是個聰明人，知道在我面前硬頂沒有好果子吃。
但他不說不代表別人不想說。伊比利亞的新任總督李文昌——周海清被我撤了之後換上來的——也提出了異議。這人和劉鐵柱不同，說話慢條斯理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是在秤上稱過的。
陛下，伊比利亞的經濟剛剛恢復，四成的稅收上繳之後，地方上的重建資金就不夠了。臣懇請陛下酌情減免。他說話的時候微微躬著身子，手裡捏著一份賬冊，紙頁翻動的聲音沙沙的，像是蠶在吃桑葉。
東亞聯邦的代表金尚憲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問題：陛下，東亞聯邦的稅收比例是三成上繳中央，七成留給地方。如果歐洲是四六開，那東亞是不是也要調整？
東亞的情況不同。我說。
哪裡不同？金尚憲的語氣很恭敬，但問題很尖銳，如果聯邦是一個整體，那稅收比例應該統一。如果不統一，那就是區別對待。區別對待會讓人覺得，聯邦只是一個名義，實際上還是分等級的。
這話說得我一時語塞。
金尚憲說得沒錯。聯邦要想真正運轉，就必須有統一的規則。如果東亞一個標準、歐洲一個標準，那聯邦就不是聯邦，是拼湊。就像前世的蘇聯，名義上是聯邦，實際上俄羅斯一家獨大，其他加盟共和國都是陪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解體。
但統一標準談何容易？東亞聯邦運行了二十多年，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利益格局。朝鮮、日本、南洋的總督們早就習慣了三七開的比例，突然要改，他們第一個不答應。歐洲剛打下來，情況完全不同，百廢待興，需要更多的資金留在地方。一刀切只會兩邊都不滿意。
這個問題，容朕再想想。我說。
這是我第一次在朝會上說容朕再想想。以前我做決定從來不猶豫，想好了就幹，幹了就不回頭。四十多年來，從改革工坊到建軍備戰，從征服南洋到橫掃歐洲，每一個決定都是我拍板的，從來沒有說過再想想三個字。但現在面對的不是戰場上的敵人，是自己人之間的利益博弈。這種博弈沒有敵我之分，只有多和少之分，比打仗複雜十倍。
朝會散了之後，總督們三三兩兩地走出去，腳步聲在走廊裡迴盪，嗡嗡的，像是一群被攪動的蜂。我聽到劉鐵柱在門外和李文昌低聲說了幾句什麼，聲音壓得很低，聽不清內容，但語氣裡帶著一股子不甘。
散會之後，我把向高留下來單獨談。
向高，你怎麼看？
向高階著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是今年新到的龍井，從北京千里迢迢運過來的，茶湯碧綠，散發著一股清幽的豆香。茶杯碰到茶碟，叮的一聲輕響。
陛下，老臣說句不中聽的話。
聯邦制度的核心矛盾，不是稅收比例，是權力分配。向高放下茶杯，看著我，眼神清亮得不像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總督們要的不是多留幾成稅收，是更大的自主權。他們想自己說了算，不想事事都聽北京的。
朕知道。
陛下知道，但陛下願意給嗎？
我沉默了。書房裡很安靜，只有窗外的風吹過樹梢的沙沙聲，和遠處隱約傳來的駐軍操練的號子聲。
如果不給，向高繼續說，聲音不緊不慢，像是在講一個與己無關的故事，聯邦就是一個空殼。總督們表面服從，暗地裡各行其是，就像之前的陽奉陰違。如果給，陛下又擔心失控。這就是兩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