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五十三年十一月，聯邦教育法案在憲章起草委員會上通過了。
那天的表決很順利，舉手贊成的佔了大多數，反對的只有兩三個人，棄權的也不多。向高宣佈結果的時候，聲音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欣慰，他的手指敲了一下桌面，篤的一聲，像是法官落下了法槌。
這是憲章附屬法案中第一個透過的，也是我最看重的一個。法案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句話：聯邦境內所有適齡兒童，不分國籍、不分民族、不分性別、不分出身，必須接受至少五年的基礎教育。
兩個字是我堅持加上去的。
向高最初的草案裡用的是，我看了之後直接劃掉，改成了。墨筆劃過二字的時候，發出沙的一聲輕響，像是一把小刀在紙面上割了一道口子。
應當是建議，是命令。我對向高說，建議可以不聽，命令不能不從。教育這件事，沒有商量的餘地。
向高想了想，同意了。他大概也明白，在這個文盲率超過九成的時代，如果不用強制手段推行教育，再過一百年也推不動。
法案透過之後，我撥出了一筆專項經費——三百萬兩白銀——用於在聯邦全境建立學堂。這筆錢不從各佔領區的稅收裡出，直接從中央國庫撥付。我不想讓地方總督有藉口拖延——是他們最常用的藉口。
三百萬兩。陸明言看著撥款令，嘴角抽了一下，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敲了幾下，篤篤篤的，那是他算賬時的習慣動作，陛下，國庫的流動資金本來就緊張，再撥三百萬兩出去，遠征籌備的經費就更吃緊了。
教育比遠征重要。我說。
陸明言張了張嘴，想反駁，但看到我的表情，把話嚥了回去。
臣領命。
學堂的建設在各地同時展開。
大明本土的學堂體系已經很成熟了，新學學堂遍佈各省，入學率在適齡兒童中超過了六成。但歐洲和南洋的情況差得遠，很多地方連一所像樣的學堂都沒有。孩子們在街上瘋跑，在田裡幹活，在工坊裡當學徒，唯獨不在學堂裡讀書。
我讓林致遠負責歐洲的學堂建設。這小子幹活利索，三個月之內就在法蘭西、日耳曼、伊比利亞的主要城市建了一百二十所新學學堂。學堂的規模不大，每所三到五間教室，一到兩名先生，能容納五十到一百名學生。建築大多是就地取材，用當地的石頭和木料搭建，外牆刷了白灰，門口掛著統一制式的木匾。
課程是統一的模板：漢語、算學、格物、地理、歷史。漢語是必修課，其他課程用漢語和當地語言雙語教學。教材由新學門生編寫，內容以實用為主——不教八股文，教識字、算賬、看地圖、認植物、懂基本的物理和化學。
為什麼要教漢語？有人問。
因為聯邦的官方語言是漢語。我說，不會漢語，就看不懂聯邦的法律，讀不了聯邦的公文，考不了新學門生的選拔考試。不會漢語的人，在聯邦裡永遠是二等公民。朕不想要二等公民，所以必須教漢語。
這個理由冠冕堂皇，但真實的原因更深一層——語言是認同的基礎。一個人說什麼語言，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認為自己是什麼人。讓歐洲的孩子從小學漢語，等他們長大了，漢語就是他們的母語之一。到那時候，法蘭西人日耳曼人這些標籤就會慢慢淡化，聯邦公民這個標籤就會慢慢強化。
這是最溫柔的征服，也是最徹底的征服。
學堂建起來之後，招生的情況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為歐洲人會牴觸——畢竟是征服者辦的學堂，教的是征服者的語言。但實際情況是，報名的人擠破了門。學堂門口排起了長隊，家長們帶著孩子從天不亮就開始等，隊伍從門口一直排到街角，嘈雜的說話聲和孩子的哭鬧聲混在一起，熱鬧得像趕集。
原因很簡單：免費。
學堂不收學費，還管一頓午飯。在這個戰後百廢待興的年代，免費的午飯比任何宣傳都有說服力。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不是因為想讓孩子學漢語，是因為想讓孩子吃飽飯。午飯雖然簡單——一碗米飯或麵包，一碟菜，偶爾有肉——但對很多家庭來說已經是奢侈了。
但不管他們的動機是什麼，孩子進了學堂，就會開始學習。學著學著，就會改變。
有一天，我去巴黎的一所新學學堂視察。學堂建在塞納河邊上，是一座兩層的石頭房子，門口掛著巴黎第三新學學堂的木匾。木匾是新漆的，紅底金字，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和旁邊灰撲撲的石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河風從塞納河上吹過來，帶著水草的腥味和河泥的潮溼氣息。
走進教室的時候，一群七八歲的孩子正在跟著先生念漢字。先生是一個新學門生，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臉上還帶著幾分稚氣，但站在講臺上的時候腰桿挺得很直。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字，粉筆在黑板上嘎吱一聲，然後用法蘭西語解釋意思，再帶著孩子們一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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