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五十五年正月，我做了一件讓朝臣們惶恐不安的事——把一部分決策權交給了議會。
聯邦議會在去年底正式成立了，按照憲章草案的規定，目前處於第一階段——諮詢階段。議會由各聯邦成員選派的代表組成，上院四十席，下院一百二十席，在安特衛普設立了議事大廳。議事大廳是一棟新建的石頭建築，外牆用的是從比利時本地採的灰白色石灰岩，內部是半圓形的階梯式座席，中間是發言臺，頂上開了一排天窗，陽光可以直接照進來。我親自參與了設計，參考的是前世英國議會下院的佈局，但做了不少改動——座席之間的距離拉大了，免得議員們吵急了動手打人。
諮詢階段的議會，按規定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但我故意打破了這個規定。
我把三件事情交給了議會決定：第一，聯邦境內的度量衡統一標準；第二，聯邦公共道路的修建計劃；第三，聯邦學堂的課程設定調整。
這三件事都不算大，不涉及軍事、外交、稅收這些核心領域。但它們是實實在在的決策，不是諮詢，是拍板。
陛下，這不合規矩。向高第一個提出了異議。他的聲音不大，但語氣很堅定，帶著一種老臣特有的執拗。他站在我的書房裡，身板挺得筆直，花白的鬍鬚微微顫動。憲章草案規定，諮詢階段的議會只有建議權。陛下把決策權交給議會，等於是提前進入了第二階段。
規矩是朕定的，朕也可以改。我說。
可是……
向高，朕問你一個問題。我打斷他，議會如果永遠只有建議權，它就永遠只是一個擺設。一個擺設有什麼用？朕要的不是擺設，是一個真正能運轉的機構。要讓它運轉，就必須給它實權。
但給得太早了，議員們還沒有準備好。
不給他們實權，他們永遠準備不好。我看著向高，就像教孩子游泳，你不把他扔進水裡，他永遠學不會。
向高張了張嘴，想反駁，但最終沒有說出來。他知道我說得有道理，雖然方式激進了一些。他嘆了口氣，拱手行了一禮，轉身走了。他的腳步聲在走廊裡漸漸遠去，篤篤篤的，帶著一種無奈的沉重。
訊息傳出去之後，朝臣們的反應比我預想的更激烈。
保守派幾乎是炸了鍋。
陛下在自毀根基！一個御史在奏摺裡寫道，皇權乃天授，豈可分與議會？議會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懂什麼治國？
烏合之眾？我看著這份奏摺，冷笑了一聲，議會里的代表，有新學門生，有各地總督推薦的賢能之士，有歐洲的學者和商人。這些人是烏合之眾？那朕的朝堂上坐的是什麼？
我沒有回覆這份奏摺，而是把它扔進了廢紙簍。紙團落進竹簍的時候發出一聲悶響，像是一個不甘心的嘆息。
但我知道，保守派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把決策權交給議會，確實是在削弱皇權。問題是，皇權不削弱，聯邦就永遠是一個人說了算的帝國。一個人說了算的帝國，在這個人活著的時候也許能運轉，在這個人死了之後就會崩塌。前世的歷史反覆證明了這一點——秦始皇死了，秦朝就崩了；拿破崙倒了，法蘭西帝國就散了；斯大林死了，蘇聯的體制就開始僵化了。
我不想讓聯邦崩塌。
所以我必須在活著的時候，主動削弱自己的權力，把權力分散到制度中去。
這是一種自我犧牲。
也是一種自我保全——保全的不是我個人，是我建立的一切。
議會接到這三項決策權之後，表現得比我預想的好。
度量衡統一標準的討論只花了兩個星期。議員們很快達成了共識——以大明的度量衡為基礎，參考歐洲的習慣做適當調整。最終方案是：長度用，重量用，容量用，但在歐洲地區允許同時使用當地的舊單位，過渡期五年。討論過程中有幾次激烈的爭吵，一個日耳曼代表拍著桌子說我們用了幾百年的單位憑什麼改，一個大明代表回敬說你們被征服了還想保留舊制，差點打起來。但最後還是坐下來談了，談出了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公共道路修建計劃的討論花了一個月。各地代表都想讓道路先修到自己的地盤，爭得面紅耳赤。議事大廳裡的嗡嗡聲一天比一天大，有時候隔著兩道牆都能聽到。最後議會投票決定，優先修建連線各聯邦成員首府的主幹道，支線道路由各地自行籌建。
學堂課程設定的討論最複雜，花了兩個月。核心爭議是：歐洲的學堂應該教多少漢語？保守派主張全部用漢語教學，歐洲代表主張雙語教學。最後的妥協方案是：漢語為必修課，但其他課程可以用當地語言教學，過渡期十年。
三項決策，都不完美，但都可行。
更重要的是，議會在做這些決策的過程中，學會了討論、妥協、投票、執行。這些技能不是天生的，是練出來的。就像一個新兵，你不讓他上戰場，他永遠學不會打仗。議會也是一樣，你不給它實權，它永遠學不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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