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六十年五月，我正式下旨籌備跨太平洋遠征。
聖旨是我親手寫的。寫了整整一個下午，改了五遍。不是因為內容複雜，而是因為每一個字都要斟酌——這道聖旨不只是給朝臣看的，也是給天下百姓看的，更是給後世看的。
書房裡很安靜，只有筆尖在紙上劃過的沙沙聲和窗外偶爾傳來的鳥鳴。五月的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在桌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照得墨跡微微發亮。空氣裡瀰漫著墨汁的清苦和宣紙特有的草木氣息，混在一起，是我最熟悉的味道。我寫一句，停一停，念一遍，覺得不對，就把紙揉成一團扔到腳邊。腳邊的紙團越積越多，像是一堆白色的花。陳九在旁邊看著，想彎腰去撿，被我擺手制止了。
第一稿太長，洋洋灑灑寫了三百多字，像是在寫奏摺。不行。聖旨要短，要有力，要讓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進人心裡。第二稿太軟，用了太多朕深感憂慮朕不得已而為之之類的措辭，像是在道歉。第三稿太硬，通篇都是朕要打朕必須打，像是一個暴君在發號施令。第四稿好了一些，但結尾不夠有力。第五稿，終於滿意了。
最終的聖旨只有一百多個字，但字字千鈞：
朕御極四十餘年，征戰半生，所求者不過合天下為一家，止干戈於永世十字而已。今大洋彼岸有新世界聯盟者，據地自立，擁兵自重，不奉聯邦號令，不守聯邦憲章。天下尚有不服之人，朕雖老邁，亦不能坐視。特命籌備跨太平洋遠征事宜，以靖海疆，以安天下。
我把寫好的聖旨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經涼透了，一股冷澀的味道滑過喉嚨。我看著那一百多個字，默唸了三遍，每一遍都覺得這些字沉甸甸的，像是鑄鐵澆出來的。
聖旨發出去的那天，朝野震動。
所有人都知道，最後一場大戰要來了。
朝堂上的反應分成了兩派。
主戰派歡欣鼓舞。李承恩第一個上表請戰，說臣願為先鋒，不破聯盟誓不還。他的奏摺寫得慷慨激昂，字裡行間透著一股壓抑了許久終於釋放的興奮，墨跡濃重，筆鋒凌厲，像是拿刀在紙上刻字。太平洋艦隊提督周海也上了表，說艦隊已經準備就緒，隨時可以出發。他的措辭比李承恩沉穩得多，但底下的意思是一樣的——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主和派憂心忡忡。張文遠上了一道長長的奏摺，列舉了跨太平洋遠征的十大風險——補給線過長、氣候不可控、敵情不明、國內災情未平、民心厭戰、財政緊張、兵員不足、聯盟以逸待勞、原住民態度不確定、遠征軍孤懸海外一旦失敗後果不堪設想。每一條都有理有據，每一條都讓人心驚。我把他的奏摺看了兩遍，不得不承認，他說的每一條都是實實在在的風險。
向高沒有表態。他只是在朝會上說了一句話：陛下的決定，臣遵從。但臣希望陛下給議會一個月的時間討論遠征的具體方案。
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整個大殿都安靜了下來。向高就是有這種本事——不用提高嗓門，不用拍桌子，一句話就能讓所有人閉嘴。他站在文臣佇列的最前面，身形瘦削，背脊挺直，像是一根插在地上的鐵桿。陽光從高窗照進來，在他的朝服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但他的臉在逆光中顯得深沉而難以捉摸。
我同意了。
一個月。
這一個月裡，議會吵翻了天。
主戰派和主和派從早吵到晚，從議事大廳吵到走廊，從走廊吵到茶館。有人拍桌子，有人摔筆，有人憤然離席，有人痛哭流涕。議事大廳裡的聲音像是一鍋沸騰的水，嗡嗡嗡地響個不停，隔著三道門都能聽到。有一次兩個議員差點動了手，被旁邊的人拉開的時候，其中一個的朝服袖子都撕裂了，露出裡面白色的中衣，場面一度十分難看。
我沒有參加任何一次討論。我把自己關在書房裡，一邊等議會的結果，一邊繼續完善遠征方案。書房的門關得嚴嚴實實，厚重的木門隔絕了大部分聲音，但議會那邊的喧囂還是隱隱約約地傳過來，像是遠處的雷聲，悶悶的，不絕於耳。
陳九每天都來彙報議會的進展。
今天李承恩和張文遠又吵起來了。李承恩說張文遠是懦夫，張文遠說李承恩是莽夫。兩個人差點動手，被向高拉開了。
讓他們吵。我說，吵夠了就好了。
陛下不擔心吵出問題來？
吵不出問題。我說，吵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的過程。等所有人都把話說完了，該反對的反對完了，該支援的支援完了，最後投票的結果才是真正的民意。朕要的不是一言堂，朕要的是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陳九想了想，點了點頭，但眼神里還是帶著一絲憂慮。他端著茶盤站在那裡，茶杯裡的熱氣嫋嫋升起，在他的臉前飄散，模糊了他的表情。
一個月後，議會投票。
投票那天，我沒有去議事大廳，而是在書房裡等訊息。窗外的天陰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空氣悶熱而潮溼，黏在皮膚上，讓人透不過氣。我坐在書桌前，面前攤著一張太平洋的海圖，但眼睛沒有看海圖，而是盯著門口。桌上的茶水涼了又熱，熱了又涼，陳九換了三次，我一口都沒喝。
等了大約兩個時辰，向高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