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封信和旨意一起發出去。我說,用電報。
旨意發出去之後,效果比我預想的快。
九月初,浙江巡撫回報:帶頭鬧事的幾個士紳在看到三倍補償和車站商地的條件後,態度明顯軟化。其中最大的一個地主——姓錢,據說是吳越錢氏的後人——主動找到巡撫,表示願意配合徵地,但有一個條件:鐵路必須繞過他家的祖墳。
我批了個字。繞一下而已,多修幾百丈鐵軌的事。硃筆在紙上劃過,留下一個鮮紅的字,墨跡還沒幹,看著像是一滴血。
但還有幾個死硬分子不肯讓步。他們不是為了錢,是真的相信鐵路會破壞風水。其中一個老秀才甚至寫了一篇長文,引經據典地論證鐵路是鐵蛇入地,斷龍脈之兆,在當地廣為傳播。
對付這種人,講道理沒用,給錢也沒用。
我讓新軍把路障清除了,把偷拆鐵軌的人抓了幾個,當眾杖責。然後在當地張貼告示,說鐵路是朝廷的工程,破壞鐵路等同於謀反。
杖責的聲音傳出去之後,剩下的反對者都安靜了。
不是被說服了,是被嚇住了。
我知道這不是最好的辦法。強制推行會留下隱患,被壓下去的不滿遲早會以其他形式爆發出來。但我沒有時間慢慢說服每一個人——歐洲人在追趕,南洋在等著我去拿,每耽誤一天都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視窗。
有時候,效率比公平更重要。
這句話如果讓前世的我聽到,大概會嗤之以鼻。但坐在龍椅上二十多年之後,我越來越理解為什麼歷史上的改革者都是鐵腕人物——因為改革的本質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神經。你不用鐵腕,他們就會用鐵腕對付你。
九月底,鐵路施工恢復正常。
工程隊日夜趕工,每天能鋪設十里鐵軌。按照這個速度,從南京到廣州的鐵路預計三年內可以完工。我站在工地上,看著工人們揮汗如雨地工作,聽著鐵錘敲打鐵軌的聲音——叮叮噹噹的,有節奏,像是在敲打著時間的鼓點。
三年。
我等得起。
但歐洲人等不起。
每多一天,他們的蒸汽機就多改進一分。每多一天,他們的聯合就多緊密一分。
時間,是我最大的敵人,也是我最大的盟友。
用好它,我就贏了。
用不好,一切都白費。
我轉身離開工地,身後傳來工人們的號子聲,粗獷而有力:嘿呦——嘿呦——聲音在空曠的原野上回蕩,傳得很遠很遠。
我坐上馬車,車輪碾過土路,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車廂裡很悶,混著汗味和塵土味,但我沒有開啟窗簾。我閉上眼睛,腦子裡想著鐵路的走向,想著三年後火車從南京開到廣州的景象。
那時候,大明的南北將真正連成一體。
那時候,歐洲人就算想來,也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