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了。
我已經記不清這是在俄羅斯的第幾天了。日子在冰雪中變得模糊，白天和黑夜的界限也模糊了——這個緯度的冬天，太陽只在地平線上露一小會兒臉就縮回去了，大部分時間都是灰濛濛的暮色。前世我讀過關於極夜的資料，說高緯度地區的冬天日照極短，容易讓人產生抑鬱。當時覺得不過是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現在我親身體會到了——那種永遠看不到陽光的絕望，比寒冷本身更能摧毀一個人的意志。
大軍還在走。不是前進，是掙扎。像一條凍僵的蛇，在雪原上緩慢地蠕動。
每天早上拔營的時候，都會發現有人再也起不來了。
他們躺在帳篷裡，姿勢和睡著的時候一模一樣，有的蜷縮著，有的仰面朝天，有的抱著同伴取暖——兩個人抱在一起凍死的，掰都掰不開。他們的臉上沒有痛苦的表情，甚至有的人嘴角還帶著一絲微笑，像是在做一個溫暖的夢。
凍死就是這樣的。先是四肢失去知覺，然後是軀幹，最後大腦在缺氧中產生幻覺，讓你覺得溫暖、舒適、安全。你在幻覺中微笑著死去，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
這是我前世在科普文章裡讀到的知識。現在它變成了我親眼看到的現實。每次看到那些帶著微笑凍死計程車兵，我的胃就會猛地抽搐一下。那種微笑比痛苦的表情更讓人難以承受——因為它意味著他們在死前的最後一刻，大腦給了他們一個溫暖的幻覺，也許是家鄉的熱炕頭，也許是母親端來的一碗熱湯，也許是妻子的懷抱。他們帶著這個幻覺走了，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家。
今日凍斃三十一人。陳九的聲音已經沒有了任何感情色彩，像是在唸一份報表，累計凍斃一千四百餘人。凍傷減員三千餘人。現有可戰之兵不足七萬。
七萬。出發時的十萬人，還沒打過一仗，就只剩七萬了。三萬人的減員，放在前世的歷史書上不過是一行冰冷的數字，但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家鄉，有等他回去的爹孃妻兒。
我站在路邊，看著大軍從我面前走過。
他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腳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響，沉悶而疲憊。有的人低著頭，有的人閉著眼，有的人嘴裡在唸叨著什麼——大概是在唸家鄉的名字，或者是在唸佛。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說不清的味道，是汗臭、血腥、凍傷潰爛的膿臭和皮毛被汗水浸透後的酸臭混在一起，被冷風一凍，凝成了一種獨特的、屬於這支敗軍的氣味。
一個士兵走著走著，忽然停了下來。他站在原地，身體微微晃了晃，然後像一棵被砍斷的樹一樣，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撲通一聲，砸在雪地上，濺起一片雪花。
沒有人停下來。
走在他後面的人繞過他的身體，繼續往前走。沒有人回頭看一眼，沒有人喊一聲，沒有人伸手去扶。不是因為冷漠，是因為沒有力氣了。每個人都在用最後一點力氣讓自己不要倒下，哪裡還有多餘的力氣去管別人。
我看著那個倒下計程車兵。他趴在雪地裡，一動不動。雪花很快就覆蓋了他的身體，先是薄薄的一層，然後越來越厚。用不了多久，他就會變成雪原上一個不起眼的小丘，和無數個同樣的小丘一起，被永遠埋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下。
拿破崙撤退的時候，從莫斯科到涅曼河，沿途留下了幾十萬具屍體。那些屍體在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後才被發現，堆在路邊像是一道道矮牆。我計程車兵們，會不會也變成那樣？
把他抬走。我對身邊的侍衛說。
侍衛走過去，蹲下來翻了翻那個士兵的身體，然後回來報告：陛下，已經沒氣了。
我閉上了眼睛。
那就……記下他的名字。
回陛下，他的腰牌上寫著——浙江紹興，周大柱。
浙江紹興。我忽然想起了那個在斯摩稜斯克營地裡跪在路邊說小人不想家的年輕士兵。他也是浙江紹興人。不知道他還活著沒有。紹興是個好地方，有黃酒，有烏篷船，有魯迅筆下的百草園。那裡的冬天最冷也不過零下幾度，下一場薄薄的雪就算是大新聞了。周大柱大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死在萬里之外零下四十度的冰原上。
大軍繼續前進。或者說，繼續後退——我們已經在往回走了，只是走得太慢，慢到看起來像是在原地踏步。
道路被大雪覆蓋，根本分不清哪裡是路。前鋒營計程車兵用長矛探路，一步一步地往前捅，捅到硬地才敢踩下去。有時候一腳踩空，整個人就陷進了齊腰深的雪坑裡，旁邊的人趕緊拉，拉出來的時候半條命都沒了。雪坑裡的雪灌進衣服裡，貼著皮膚，冰得人直抽搐，嘴裡發出嘶嘶的吸氣聲。
輜重車隊早就放棄了。蒸汽運輸車全部拋在了路上，能帶走的物資用人背馬馱，帶不走的就地掩埋。火炮也扔了一半——那些沉重的鑄鐵大炮在雪地裡根本拖不動，留著只會拖慢行軍速度。
我騎在馬上，看著路邊被丟棄的火炮和輜重，心裡像是被人挖了一刀。這些都是大明工坊花了無數心血造出來的東西，現在全扔在了俄羅斯的雪地裡，給俄國人撿。前世做工程師的時候，我最心疼的就是浪費——一根鋼筋用錯了都要心疼半天。現在扔掉的是整門整門的火炮，整車整車的彈藥，心疼得我肝都在顫。
陛下。陳九策馬走到我身邊，壓低聲音，後衛營報告，俄軍騎兵出現在我們後方十里處。
我的心沉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