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去找她，或者說，我沒有資格去找她。我只能在每一次出國演出的時候，繞道飛去她所在的那個小城，在她不知道的地方，遠遠地看她一眼。她瘦了一些，氣色卻比在國內的時候好了很多，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身邊有朋友，她笑著的樣子很好看，是那種真正的、從心底裡透出來的開心。
那種開心，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她從來沒有過。
我站在街角的咖啡店外面，隔著一條窄窄的街道看她坐在陽光裡翻一本畫冊，陽光落在她頭髮上，染出一圈毛茸茸的金色。她忽然抬起頭朝這邊看了一眼，我下意識地往後退了一步，心臟砰砰直跳，可她什麼也沒看到，又低下頭去翻她的畫冊。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蜷在我家沙發上睡著的樣子，睫毛長長的，手指乾乾淨淨的，懷裡抱著手機，螢幕上放著我的相聲。那時候的她在等我回家，在為我熱飯菜，在悄悄地、笨拙地、不聲不響地愛著我。
而我呢？我忙著做我溫文爾雅的天之驕子，忙著穩固我趙家繼承人的地位，忙著把她當成計劃裡的一個環節，卻忘了她是一個活生生的、會傷心會難過會離開的人。
後來師兄弟們偶爾會問起她，我都只是笑笑，說她在國外生活得很好，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一個不太熟的朋友。可沒人知道，我手機裡存滿了她社交賬號的截圖，她發的每一條動態我都看過，她去的每一家餐廳我都去過，她喜歡的那個畫家的畫展我一場不落地追著看。
我像個變態一樣，在距離她幾千公里之外的地方，撿拾著她生活裡掉落的碎片，拼湊成一個我錯過的、完整的她。
今年冬天我又去了那個小城。歐洲的冬天冷得不像話，我裹著厚厚的大衣站在那家她常去的麵包店對面，看她和朋友有說有笑地走出來，手裡捧著一杯熱可可，白色的霧氣從杯口升起來，模糊了她的臉。
她走到路口等紅燈，忽然停下了腳步，偏過頭，朝我這邊看了過來。我想躲，可雙腳像是生了根，一步都挪不動。
她就那麼看著我，隔著一條馬路的距離，隔著三四年的光陰。我以為她會轉身離開，會裝作不認識我，可她只是愣了一瞬，然後衝我笑了笑，舉起手裡那杯熱可可，遙遙地朝我晃了晃。
那個動作太熟悉了。她在家裡的時候，每次煮了熱可可都會這樣衝我晃杯子，說：“快喝，涼了就不好喝了。”
綠燈亮了，她收回目光，和朋友一起過了馬路，消失在人群裡。她沒有回頭，也沒有朝我走過來。可那一個笑容，那一晃杯子的動作，讓我站在歐洲十二月的寒風裡，眼睛酸得發燙。
她走後的第三年，我正式退出了德雲社的日常演出，轉做幕後。有記者問我為什麼在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急流勇退，我說因為累了。記者又問，那您接下來有什麼計劃？我想了很久，最後對著鏡頭笑了笑，說：“沒有計劃了。”
我這一生做過太多計劃，每一個計劃都精準得像手術刀，一步一步把我推到想要的位置。可我這輩子唯一算漏的，就是她。
段佳，你是我所有計劃裡，唯一的變數。
也是我這輩子，最想重新來過的那個人。
後來我又去了一次歐洲，這次帶了比以往更久的行李。我不知道她還願不願意見我，不知道她身邊有沒有別人，不知道那杯熱可可她是不是還愛喝。但我想試試，試試這一次不用計劃，就憑我自己的心意，去追一個人。
師父說我這是瘋了，放著國內好好的事業不管，跑到人生地不熟的歐洲去找一個前妻。我笑著說師父，您不是老在臺上說嘛，不瘋魔不成活，我這是學以致用。
飛機起飛的時候，我靠在舷窗邊閉上眼睛，腦海裡浮現出很多畫面：她第一次怯生生地站在段家門口的樣子，她蜷在沙發上睡著的樣子，她看到那碗坨了的長壽麵紅著眼眶的樣子，還有最後一次，她隔著馬路舉起熱可可朝我晃的樣子。
我想好了，等見了面，我要先問她一句：“段佳，你家的沙發還缺不缺一個會睡著的人？”
如果不缺沙發，那地板上也行。
反正這一次，換我來等。
落地的時候正是傍晚，歐洲冬天的天黑得早，街燈已經亮起來了。我拖著行李箱站在她公寓樓下，抬頭數著窗戶，三樓，左手邊第二間，燈亮著。窗簾上隱隱約約映出一個人影，走動了兩步，又停住了。
我深吸一口氣，按響了門鈴。
對講機裡傳來她的聲音，隔了三年零四個月，隔著一萬多公里的距離，隔著我這輩子做過的最蠢的決定和最長的悔恨，清晰地響在我耳邊：“喂？”
“是我。”我說，聲音啞得不像話，“趙霄鵬。”
對面安靜了很久。
久到我以為她會結束通話，久到我握著行李箱拉桿的手心裡全是汗，久到樓道的感應燈都滅了，把我一個人丟進了黑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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