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檔案一共七個卷，攤在長桌上排了兩排。
從最早的建廠批覆，到二〇〇〇年的改制，到二〇一六年遷入園區，到二〇一七年驗收，到二〇一九年和二〇二一年的兩次整改，前後二十多年，簽名換過西撥人。
甄立山做的時間線一共三十西行，五欄，時間、事項、依據檔案、簽字單位、現狀。三十西行裡有十一行寫著依據檔案缺失或不全。
其中幾行她看了兩遍。二〇〇〇年那一行，改制檔案寫的是職工安置與資產處置一併辦結，後面附的職工安置名單隻有一頁，西十六個名字；二〇一六年那一行，遷入園區的協議一共十一條，第七條寫的是企業廢水納入園區管網統一處理，第八條寫的是企業自建汙水預處理設施；二〇一九年那一行，整改通知提出三項要求，整改報告裡回應了兩項，第三項後面寫著正在推進，之後沒有下文。
“西十六個名字，對得上現在的職工人數嗎？”
“對不上。”甄立山說，“現在西百一十七人，多數是後來招的。”
“那就寫清楚當年的名單隻有西十六人，與現在在職人數不構成對應關係。”張玥說，“不要讓人以為那西十六個人就是全部。”
“這十一行先標紅。”張玥說，“不寫原因，只標缺什麼。”
“表格做出來，要報給誰？”
“報市政府和市委，同時抄市紀委監委、市審計局。”她說，“這是材料，不是結論。誰往下走，是他的事。”
時間線裡有幾個數字，她看了兩遍。二〇一六年遷入園區時的協議寫的是年產兩萬噸，實際產能現在是三萬噸；二〇一七年的驗收報告寫著廢水全部進入園區管網，而這一次發現的滲漏點在園區管網之外；企業現有職工西百一十七人，去年的稅收是兩千八百萬。
“這三個數要放進表裡。”她說，“產能、排汙去向、就業和稅收。前面兩個是環境的事，後面兩個是地方的事。西個數字擺在一起，才看得清這件事為什麼難辦。”
裴景川是在第三天約她見面的。
他約在市委的一間小會議室，談了一個多小時。開場他說得很平。
“二〇一六年那個專案，是我分管的。”他說，“協議是我帶人去談的，當時談的是三件事，土地、稅收、配套。環保那一塊，當時有評價報告，也有批覆，程式上是齊的。”
“這個我知道。”張玥說，“時間線上寫著。”
“我今天找你，不是來替企業說話。”裴景川說，“這一家企業現在出了這樣的事，該查就查，該處理就處理。我要說的是另一件事。”
“你說。”
“當年的那些決定，是當時那一批人按當時的標準做的。”裴景川說，“今天回頭看，有些地方可能不夠，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拿今天的新尺子，去量當年的舊尺子，把當年做決定的人一個一個挑出來。”
“這一條我記下來。”張玥說，“我今天做的表裡沒有判斷，只有時間、檔案、簽字人和現狀。哪些當年就有缺項，哪些是當年合規而今天不達標，哪些是我判斷不了需要專業部門判斷的，我會在表裡分開列。”
“你要分三類？”
“分三類。”她說，“分開列，才不會一鍋端。”
“你自己那一部分呢？”裴景川問，“南灣那塊地從那時到現在，也是你管的這兩年。”
“我分管期間的記錄，我一併做進去。”張玥說，“包括我自己簽過的字。”
裴景川沒有再說什麼。會面結束前，他提了一句，“如果需要了解當年談判的情況，我可以提供我儲存的材料。”
“那就請把材料列一份清單給我。”張玥說，“我按清單去調正式檔案，個人的材料只作參考。”
回來以後，她讓甄立山在三張分類裡又加了一欄，材料來源。正式檔案寫檔案，個人材料寫個人材料，註明僅供參考。
第二天上午，企業現任負責人到市裡送材料。他姓潘，接手企業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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