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晚到家的時候，顧景琛己經在了。
從會所出來到開車回家，她一路上手都有點抖。不是怕，是那種壓了很多年的東西忽然露出個頭的感覺。她把車開得很慢，過紅燈的時候盯著前面的車尾，腦子裡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字：賬本，副本，養母。
他坐在客廳裡，茶几上放著一碗餛飩，還冒著熱氣。看見她進來，只說了一句：“先吃。”
蘇晚沒推辭，坐下，三口兩口把那碗餛飩吃了個乾淨。餛飩是巷口那家老攤子的，皮薄餡大，湯裡撒了蝦皮和紫菜，還是她慣常的口味。她這才想起，自己從中午到現在，一口東西沒沾過。湯也喝完了，放下碗，她從包裡掏出那串鑰匙，攤在茶几上。
三把鑰匙。一把黃銅的，繫著紅繩。一把舊的，齒口淺。還有一把，銀白色，很新。
三把鑰匙並排躺在玻璃茶几上，被頂燈一照，泛著冷冷的光。蘇晚盯著它們看了幾秒，像在辨認三個沉默了三十年的證人。黃銅那把紅繩己經褪成了暗褐色，舊的那把齒口磨得發亮，銀白那把卻像從沒插進過鎖孔。
她想起老屋那個樟木箱。箱子是養母陪嫁時帶來的，一開啟就有一股樟腦和舊布混在一起的味道，裡頭疊著養母年輕時的衣裳，衣裳底下壓著這個藍布包。她這些年回去過幾趟，每次都把箱子翻一遍，唯獨那本日記，她只敢讀，不敢拆。
“養母的東西，我都收在老屋那個樟木箱裡。”蘇晚說，“日記本我一首帶在身邊。第三把鑰匙，我從來不知道它是開哪把鎖的。”
她說著，拿起那本舊日記，翻到封皮，指尖在夾層的邊緣按了按。
夾層是活的。
那一層封皮比別處略厚一點，邊角微微翹起，不仔細摸根本覺不出來。蘇晚的呼吸頓住了。這些年她把這本日記翻得頁尾都捲了，卻從沒想過，硬殼裡頭還藏著一層。
蘇晚的心跳，快了一拍。窗外的暮色湧進來，屋裡暗了半截，她伸手擰亮檯燈。燈光下，她小心地把夾層揭開，裡面掉出一本巴掌大的小冊子。藍布封皮，邊角磨得發白，用一根皮筋捆著。那根皮筋己經老化，一碰到就脆，斷成兩截，掉在茶几上。
顧景琛伸手，替她把皮筋解開。他的動作很輕，像是怕驚著什麼。檯燈的光落在他側臉上，蘇晚瞥見他下頜的線條繃得很緊——這些日子他陪著她一樣樣翻出舊事，嘴上不說，心裡那道坎，怕是比她還重。冊子是從她養母的日記夾層裡掉出來的，可上頭第一個名字，就是他那位老太爺顧維清當年搭手的沈家當家人。這賬算到最後，也算到他自己頭上。
冊子翻開，是養母的字。一筆一劃，寫得極工整，像是怕自己抄錯了似的。紙頁泛黃，有些地方墨跡洇開了，看得出寫的時候，手不太穩。蘇晚認得那手字，跟日記裡記菜價的字一模一樣，只是這裡的每一筆，都寫得比平時重，重到紙背面都能摸到凹痕。
“一九九六年，臘月初八，夜。”
“沈國棟，簽字，同意。”
“林正和，經辦，五萬。”
“沈正庭，送，二萬。”
“鄭守業，出力，三萬。”
“顧宅，溫建國，接。”
蘇晚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指尖冰涼。檯燈的光照著那幾行字，像是照著一道三十年前留下的傷口。臘月初八，大雪，城南婦產醫院——原來那一晚，在養母的筆下，是這樣一行一行落下的。誰籤的字，誰出的錢，誰把孩子從這間產房抱到那間產房，全都白紙黑字。
賬本。這就是鄭守業說的賬本副本。養母把那晚的人，誰拿了錢，誰簽了字，誰送的人，誰接的人，一筆一劃，全抄下來了。
她忽然明白，養母為什麼把那串鑰匙壓在最底層。
她不是怕丟。她是怕讓人看見。這三十年裡，她一個賣餛飩的女人，守著這一本能要人命的賬，白天起早貪黑出攤，夜裡就著一盞小燈把它壓在箱底。她沒讀過書，卻懂得一個最樸素的道理：這東西一旦叫人瞧見，她這條命不要緊，剛滿月的女嬰，怕是連一口奶都喝不上。
蘇晚伸手摸了摸那層脆化的皮筋殘段，心裡一陣發酸。養母這輩子省吃儉用，餛飩鍋都換了三口，唯獨這一本手抄賬，她用一塊藍布裡三層外三層地包著，藏在日記封皮最裡頭，連自己親生女兒都沒讓碰。這哪裡是一本賬，這是她一個沒讀過書的女人，能為襁褓裡那個女嬰做的，最後一件鎧甲。
“蘇晚，”顧景琛的聲音響起來，有點啞，“你養母，是把命賭在你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