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合拍片呢?”何書涵問。
“合拍片通常是週末單休。法方那邊的合同裡寫了每週至少休一天。”
“那我們怎麼一天都沒休?”
Ben看了她一眼,沒說話。那個眼神的意思是:因為你們的合同不是法方的合同。
後來何書涵才搞清楚:這部電影雖然是中法合拍,但中方劇組人員的用工條件完全按國內行規來。國內行規就是沒有行規——製片方說拍多久就拍多久,說休就休,說不休就不休。所有人籤的合同裡都寫著“服從劇組統一安排”。
二十八天不休息的後果寫在每個人臉上。攝影助理搬器材的時候手抖,差點把一臺阿萊摜在地上。燈光師傅的黑眼圈重到像戴了面具。曼語上週開始咳嗽,吃了三天藥也不見好,何書涵懷疑是免疫力被熬垮了。就連劇組裡最能扛的可欣,前天收工的時候都坐在臺階上發了五分鐘的呆,被何書涵叫了兩聲才回過神來。
何書涵自己也在消耗。不只是身體的疲憊,還有精神上的磨損。每天都有處理不完的雜事、時刻無法放鬆的緊繃神經,她開始感覺自己像一臺被按了迴圈鍵的機器。曾經讓她興奮的東西——片場的味道、監視器裡的畫面、一條鏡頭拍完大家鬆一口氣的瞬間——這些感受正在一天天地變鈍。
她想起上學的時候看過一部關於好萊塢底層劇組人員的紀錄片,標題叫什麼“誰在為你的電影買單”。當時她寫了一篇影評,裡面有一句“影視工業的繁榮建立在對底層勞動者的系統性剝削之上”。
那時候她覺得自己在分析一個行業的結構性問題,現在她發現自己就是那個結構裡的一顆螺絲釘——還是她辭掉倫敦的工作,上趕著自願的。
她突然想到有天路過,聽到趙姐跟一個工作人員聊天時隨口說的一句“我弟媳一個月給我開這麼點工資”——何書涵走過的時候只聽到了半句,但那半句讓她的腳步頓了一下。
趙姐的弟媳是誰?
她沒有追問。但這個問題像一顆種子,掉進了她腦子裡某個角落。
真正讓她不舒服的事情發生在週五晚上。
收工後,Vincent跟老韓和幾個製片組的人去鎮上吃燒烤喝酒。可欣從不參加這樣的活動,何書涵和曼語也沒去——她要幫曼語整理明天的場景資料,而且她也不想跟老韓坐在同一張桌上。
Vincent回來的時候將近半夜了,微信給她發了一條訊息:“你怎麼沒來?今晚挺熱鬧的。”
何書涵回:“不想去。跟老韓他們有什麼好喝的。”
“怎麼了?老韓人挺實在的。”
何書涵猶豫了一下,打了一段話:“老韓報銷有問題。這種人你跟他走那麼近幹嘛。”
Vincent的回覆隔了一會兒才來。
“書涵,這種事劇組裡太正常了。老韓做了二十年的製片主任,哪個組他不這樣?只要不過分,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去查他的賬,得罪的不只是他一個人。”
何書涵看著這條訊息,心裡一陣涼。
她又打了一段:“那老劉呢?老劉三次半夜去敲曼語的門你知不知道?”
“老劉?”Vincent過了十幾秒才回,“他不至於吧。可能就是串個門。”
“半夜三更去一個二十五歲女生的房間‘串門’?連續三次?”
“那他確實不太對。你跟曼語說讓她小心點。”
何書涵沒有回覆。她把手機扣在枕頭旁邊,盯著天花板。
大概過了兩分鐘,Vincent又發了一條訊息:“生氣了?”
她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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