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裡安靜了很長時間。尹母手裡的手絹掉在了地上，她沒彎腰去撿。顧母端著茶杯的手擱在膝蓋上，指尖微微發抖。麥穗的目光落在桌上那兩份並排擺著的記錄上，看著那兩行截然不同的字——“健康，哭聲洪亮”和“夭折，已處理”。
“我拿著這兩份記錄去找丁玉芬的時候，”高志遠摘下眼鏡擦了擦，繼續說道，“她退休了，住在市裡一套家屬樓裡。我去了三次。頭兩次她不肯見我。第三次她開了門，我什麼也沒說，直接把這兩份記錄放在她面前。她盯著那兩頁紙看了很久——很久。然後她哭了。她說，你終於來了。我等了二十年，終於有人拿著這兩張紙來找我了。”
高懷瑾從檔案袋裡抽出一份手寫的談話記錄，字跡工整，每一頁的頁尾都有丁玉芬的簽名。
“丁玉芬把事情從頭到尾跟我們說了。”高懷瑾的聲音保持著平穩，但他的下頜線條繃得很緊，“當天傍晚——也就是臘月初八傍晚——她正在衛生院值班室裡整理病歷。這時候值班室的電話響了。打電話的是縣裡衛生系統的一個幹部，姓什麼她不肯說，只說是她上級的上級，她得罪不起。對方在電話裡交代了幾件事——”
他的手指在談話記錄的一行字上點了點。
“‘今天晚上清水鎮衛生院會來一個下放幹部家的產婦，是京市下放來的，姓陸。她生完孩子之後，你把孩子交給一個叫周秀蘭的人。這兩個人我都安排好了，你只管接生。’丁玉芬說她當時就懵了，問為什麼要這麼做。對方只說了簡短幾句話——‘這是幫了兩個家庭。一個回不了城的家庭，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跟你沒關係，你只管接生，如果明天去醫院抱孩子那家沒抱到孩子，你也就可以回家了！’然後電話就掛了。”
“丁玉芬說她掛了電話之後，坐在值班室裡，手心全是汗。她知道這件事不對——把一個產婦的孩子抱給別人，這不對，這犯法。但她也知道她沒有拒絕的餘地。那個人是縣裡的幹部，可以隨時停她的職、甚至給她扣一個帽子。她不敢。所以她做了一件事。”
高志遠把兩份記錄往前推了推。
“她在產科值班記錄上如實記錄了生產的真實情況——健康，哭聲洪亮，評分好。這份記錄是對醫學負責的，證明她作為醫生盡到了職責，孩子是健康的，她沒有傷害孩子。然後，在確認周秀蘭把孩子抱走之後，她在同一本記錄冊的下一頁，又寫了一份假的記錄——夭折，已處理。這份記錄是給當時來查的人看的，如果有人追查這個孩子的下落，她可以拿出這份假記錄交差。”
“她把真記錄和假記錄訂在了一起，一起歸檔。如果有人來查，沒有仔細翻冊子，就會看到‘夭折’。但如果將來有一天，有人拿著冊子一頁一頁翻——就像我們現在做的這樣——就會發現第十七頁和第十八頁自相矛盾，就會發現真相。她這是在等。等一個能翻到第十七頁的人。”
堂屋裡沒有人說話。顧家奶奶的柺杖在地上輕輕磕了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替誰敲著一記沉沉的鐘。
高懷瑾把談話記錄翻到第二頁：“丁玉芬還說了周秀蘭來的時間。周秀蘭是在那天夜裡九點多到衛生院的——比我母親進產房的時間還早。她說周秀蘭不是來做產檢的，她根本就沒有懷孕——這一點丁玉芬一眼就看出來了。周秀蘭被安排在產房隔壁的雜物間裡等著，丁玉芬給了她一件舊的白大褂套在外面，免得被人撞見。”
“我母親生產之後，丁玉芬走出產房，支走了我父親——讓他去鎮上藥鋪買止血藥。那段路來回要四十分鐘。等我父親走遠了，她回到產房，我母親因為產後虛弱昏睡了過去。丁玉芬把孩子用乾淨的布包好，抱到雜物間，交給了周秀蘭。周秀蘭接過孩子，直接從衛生院後門走了，連夜回了村子。”
他把最後幾張紙放在桌上。是戶口登記抄件和村衛生所的孕產檔案抄件。
“周秀蘭第二天就去村裡補辦了出生登記。登記表上，孩子取名麥穗，出生日期臘月初八，母親周秀蘭，父親麥滿倉。沒有醫院的出生證明，記錄上寫的是‘在家生產’。我查了她在村衛生所的孕產檔案——麥穗出生之前，周秀蘭的產檢記錄是空白。但麥穗下面的大弟弟麥苗和小妹妹麥芽出生的時候，周秀蘭的產檢記錄是完整的。這說明什麼？說明麥穗根本不是她生的。她後來自己生了一兒一女——麥苗和麥芽，這兩個孩子的產檢記錄、出生證明，一應俱全。只有麥穗，什麼都沒有。這不是疏忽，是她根本沒懷過麥穗。”
高志遠把所有紙張在桌面上排開，像擺上一幅拼圖。產科值班記錄——真的那一份、產科值班記錄——假的那一份、丁玉芬的談話記錄、周秀蘭的戶口登記、孕產檔案。一張一張，嚴絲合縫。
“這些證據拼出來的真相只有一個。二十年前，有人在背後安排好了這一切——縣裡的人負責下命令，周秀蘭負責接孩子，丁玉芬負責執行。他們把這件事包裝成‘幫助兩個家庭’，實際上是把一個剛出生的孩子當成一枚棋子，用來確保我和淑雲在清水鎮待不下去。至於那個人背後還有沒有人——這是下一步要查的事。”
高懷瑾把桌上的檔案一份一份收好，但沒有裝回檔案袋，而是放在一邊。他的動作很慢，像是在給所有人留出消化這些資訊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