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景然的喉嚨像是被一隻手死死掐住，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他把手機揣回兜裡，不敢再看林小婉的眼睛。
她的眼圈紅了，卻強忍著沒有掉眼淚，用力咬著下唇，把眼淚逼了回去。下唇被咬出一道血印，她也沒鬆口。
“我答應你。”溫景然重重地點頭。
“第二個條件。”林小婉抬起頭，那雙被病痛折磨得黯淡無光的眼睛看著溫景然，“我走之後，你幫我把這十八封信，每年寄一封給我媽。就說我在國外打工，嫁了人，日子安穩，就是回不來。讓他們以為我還活著，只是不能回家。”
“第三個條件。”她伸出第三根手指，聲音更輕，卻異常清晰，“對外宣佈我因病去世，就說我在睡夢中走得很安詳，不要提任何暴力、意外，更不要讓他們知道我是替別人赴死。我爸媽年紀大了，經不起刺激。”
溫景然聽著，只覺得胸口那股滯悶感幾乎要炸開。她安排得如此周密，連身後父母可能承受的悲傷種類都考慮到了，拒絕“橫死”，只要一個平靜的“病故”。這份在生命盡頭展現出的、近乎殘忍的清醒和溫柔，比任何嚎哭與控訴都更讓他無地自容。他活了二十八年，在商場上摸爬滾打，見過無數人心險惡，經歷過爾虞我詐、你死我活的大風大浪，他自認心腸早已被磨硬了。可此刻，在這個不足十平米、瀰漫著藥味和貧窮氣息的出租屋裡，面對這個安靜安排自己“用處”的姑娘，他那些所謂的城府、手腕、決斷，全都碎成了齏粉，只剩下鋪天蓋地的狼狽和羞慚。他是在救人，可這個過程，卻要先碾碎另一朵已然枯萎的花。這份愧疚沉甸甸地壓在他心上，幾乎讓他抬不起頭。
“我會做到的，每年都替你打電話、寫信。你父母就是我父母，你弟弟就是我弟弟，我會照顧好他們。”溫景然的聲音沙啞得不成樣子。
林小婉又笑了笑，這次的笑容深了一些，嘴角露出兩個淺淺的梨渦。
“謝謝你。”
她掀開枕頭，從裡面掏出一個布包，布包縫得很嚴實。她用剪刀小心地剪開，裡面是一張照片，照片的邊角已經磨得發白起毛，是一張全家福。照片裡的她留著長頭髮，扎著馬尾，臉圓圓的，笑得特別燦爛。她的父母站在兩邊，弟弟騎在父親的脖子上，手裡拿著一根棒棒糖。
“這是我唯一的一張全家福，到時候讓我帶著它走，行嗎？”
“行，沒人會動你的東西。”溫景然答應道。
林小婉把照片緊緊貼在胸口，緩緩閉上雙眼。
“我不怕死，我就是怕我走了之後，沒人管他們。”
說完，她輕輕睜開眼，看向溫景然，聲音輕得像羽毛：“那位姐姐受了那麼多苦，以後一定要讓她好好活著。她能平安，我這一趟，就值了。”
“我這一趟，就值了。”
這句話像一根細針，猝不及防地扎進溫景然心裡最柔軟也最不堪的角落。他再也無法只是坐著。他猛地站起身，動作大得帶起一陣風。對著這個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生命以天計算的姑娘，他深深地、幾乎是折斷了脊樑一般彎下腰，鄭重地鞠了一躬。這一躬，沉得他幾乎直不起身。他沒說一句話，所有那些翻江倒海的愧疚——利用她絕境的卑劣、承受她饋贈的沉重、以及對她這份坦然赴死之勇氣的敬畏，全都壓縮在這一個近乎卑微的動作裡。他溫景然何德何能，承得起這樣一條命？
林小婉看著他的背影，嘴唇動了一下，沒有出聲。過了幾秒，她才輕輕說了一句話。
“起來吧，別這樣。”
溫景然沒有動。
林小婉又說了一遍：“起來吧，我不習慣你這樣。”
她停了一下，聲音更輕了，像說給自己聽的。
“你跟那位姐姐說，讓她替我多吃幾頓飯，多曬幾天太陽。你要好好照顧她。”
溫景然直起身，眼眶是紅的，但他側過臉，沒有看她，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的時候，身後又傳來林小婉的聲音，很輕，帶著一點點笑。
“她就當替我活了，替我看看我沒見過的東西。她真幸福。”
從出租屋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老周走在前面，腳步沉重，一路都沒有說話。
走了很遠的路，老周才停下腳步，看著溫景然，聲音發顫：“溫總，要不我們再找找別的辦法，別讓這個姑娘送命，她太苦了。”
溫景然搖了搖頭，目光落在遠處昏黃的路燈上，喉結劇烈地滾動了一下，才啞聲開口，每個字都像從砂紙上磨出來：“沒有別的辦法了。林知薇的人最多三天就會動手，我們耗不起，雲舒也耗不起。” 他抬起手，用力按了按刺痛的太陽穴，那裡突突地跳著，滿是林小婉蒼白卻平靜的臉。他想起自己手臂上還未癒合的燒傷，那疼痛是具體的、可感知的。而此刻心裡的這份痛楚和負疚，卻虛無縹緲又無處不在，沉甸甸地墜著他的五臟六腑。他利用了一個瀕死之人的絕境，這份罪孽感，恐怕這輩子都癒合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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