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只是不看他，不和他說話，不和他坐在一起，不和他組隊。
他們用一種無形的、柔軟的、密不透風的牆，把他隔絕在了人群之外。他連投訴都不知道該投訴誰，因為沒有人承認自己在欺負他。
每個人都會說：“我沒有啊，我只是剛好有事。”
“我沒有不理他啊，我只是沒注意到他。”
每一件事單獨拿出來，都構不成任何指控。但它們疊加在一起，就像一張巨大的網，把他牢牢地困在中間，越收越緊，越收越緊，緊到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他開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聽著室友們均勻的呼吸聲，他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腦子裡反覆回放著白天那些被忽視、被冷落、被孤立的畫面。
他問自己，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是因為我去找老師討回公道嗎？是因為我保護了自己的勞動成果嗎？
難道我應該什麼都不做，任由別人偷走我的成績、踐踏我的努力嗎？他找不到答案。他只知道，他做了一件他認為正確的事情，而那件正確的事情，讓他變成了全班公敵。
有一天晚上，他實在撐不住了，一個人跑到宿舍樓的天台上，蹲在角落裡，抱著膝蓋，把臉埋在手臂裡，無聲地哭了。
他沒有嚎啕大哭，只是肩膀一抖一抖的，眼淚順著指縫往下淌，滴在水泥地面上，洇開一小片深色的水漬。
他哭自己為什麼這麼沒用，哭自己為什麼連保護自己都做不到，哭自己為什麼明明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要承受這樣的懲罰。他哭完之後，用袖子擦了擦臉，站起來，
在天台上站了一會兒，等眼睛不那麼紅了，才走下樓梯，回到宿舍，躺回床上，繼續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首到天亮。
他試過尋求幫助，他去找過輔導員，把自己被孤立的情況說了一遍。輔導員聽完之後，皺著眉頭問他：“你有證據嗎？有沒有人當面辱罵你？有沒有人動手打你？”
小樹搖了搖頭。輔導員嘆了口氣，語氣溫和但帶著一種無能為力的意味：“小樹，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沒有證據，我也沒辦法處理。你先回去，我找劉洋談談，好嗎？”
輔導員確實找劉洋談了，劉洋回來後，表現得比之前更加熱情，主動跟小樹打招呼，笑著問他吃飯了沒有。
但那種熱情裡帶著一種表演的成分，像是故意做給別人看的：你看，我沒有孤立他啊，我主動跟他說話了啊，而劉洋的那些“兄弟們”，依然在用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孤立著小樹。
輔導員的談話，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劉洋更加謹慎、更加隱蔽，也更加肆無忌憚。
小樹徹底絕望了，他開始懷疑自己，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敏感了，懷疑是不是自己有問題，懷疑是不是自己活該被孤立。
他變得不願意去上課，不願意走出宿舍門，不願意和任何人交流，他把自己關在宿舍的蚊帳裡，拉上簾子，戴著耳機，迴圈播放同一首歌，一遍又一遍，從天亮聽到天黑，從天黑聽到天亮。
他的成績開始下滑，他上課的時候注意力無法集中，腦子裡全是那些亂七八糟的念頭。
他交作業的質量大不如前，老師甚至在作業後面批了一句“最近狀態不太好？注意調整”。
他看了那句話，把作業本合上，塞進了抽屜最深處，沒有回覆。
他不敢告訴來娣，不敢告訴趙明，他不想讓他們擔心，不想讓他們知道自己在大學裡活得這麼狼狽。
每次來娣打電話來問他最近怎麼樣，他都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輕鬆愉快，說“挺好的”“吃得飽”“睡得好”“學習跟得上”。掛了電話之後，他坐在床邊，握著手機，發很久的呆。
他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他只知道，每一天都像是在泥沼裡跋涉，每走一步都要耗盡全身的力氣。
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結束這一切，他只知道，他好累。真的好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