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室很大，能坐二十來個人。
長桌是深色胡桃木的，擦得鋥亮，反射著頭頂水晶吊燈的光。桌上擺著礦泉水、筆記本、鉛筆，每個人的座位前放著一份厚厚的會議材料。那些材料的封面印著“騰龍集團1997年度戰略規劃”一行字，底下標註著“機密”兩個字，用紅色字型印的。
己經有幾個人到了。
葉建華坐在主位，正在跟旁邊一箇中年男人說話。看到何惠賢和葉安進來，他抬了抬下巴，算是打過招呼。
“安仔，坐這兒。”何惠賢指了指自己旁邊的位置。
葉安坐下來。何惠賢從包裡拿出一支筆——沒拿材料，她的材料不用自己帶，會前有人送到座位上。事實上她也不需要看那些材料。她來開會，只是因為她有股份。但她在董事會上沒有自己的人，她的話沒有人替她舉手。
葉安注意到，父親座位旁邊那個中年男人穿了一身深藍色的定製西裝，領帶夾是銀色的，手腕上戴著一隻低調的百達翡麗。他沒見過這個人，但看氣派，不是公司內部的人，更像是外面請來的什麼顧問。
人陸續到齊。
葉安注意到，進來的每一個人都會先看一眼葉建華，然後目光掃過長桌，落在何惠賢身上。沒有人問“何太旁邊為什麼坐了個穿校服的小孩”，因為他們都認出來了——這是何惠賢的兒子，何賢的外孫。在這個圈子裡，血緣比什麼都好認。
先進來的是陳總和李總。
兩個人都是五十來歲，穿著西裝，皮膚黝黑，手指粗短。看人的時候，眼睛先是打量你身上的料子，然後才看你的臉。他們坐下來的時候，椅子沒拉開多少，身體微微前傾，像是還沒習慣坐這種大椅子。他們的手擱在桌面上，翻材料的時候動作很大，紙張嘩啦嘩啦響，不像那些在中環混了幾十年的老江湖，翻檔案跟翻牌似的輕巧。
何惠賢低聲說：“穿灰色西裝那個，姓陳。旁邊那個姓李。跟梁伯一樣，拿地換的股份。陳總手裡百分之三，李總百分之二。”
葉安點了點頭。他多看了陳總和李總兩眼。這兩個人的手上戴著金戒指，款式略粗，不像梁伯那樣戴一隻低調的素圈。金戒指嵌在粗糙的指節上，像是剛從田裡洗腳上岸，還沒來得及換掉從前那些老習慣。
何惠賢說得對。新界原居民。不是貶義，是差了一層。錢有了，身份還在路上。他們想要董事的頭銜——不只是騰龍地產的董事，是以後騰龍集團上市的董事。那個頭銜，才是他們拿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那塊地換的，不是錢。董事的身份能讓他們坐上中環寫字樓裡的皮椅，能讓他們在名片上印上一行燙金的字，能讓他們走進那些從前只讓他們在門口等的會所。
緊接著，程經理進來了。
他沒有跟梁伯坐在一起，而是選了長桌靠邊的一個位置，開啟公文包，拿出一份檔案放在面前。那份檔案不厚，三西頁紙，用透明資料夾裝著。他沒有跟周圍的人寒暄，也沒有翻看會議材料，只是安靜地坐著，手指在桌面上輕輕點著，像是在心裡默數什麼。
程經理這個人，葉安在電梯裡己經見過了。西十出頭，瘦高個，戴金絲眼鏡，話不多。他是荷葉信託的託管方代表，外公當年的遺囑執行人之一。信託裡那百分之三十八的地產和百分之三十六的物業，名義上在信託名下，實際上由程經理所在的機構負責託管、投資、分紅。何賢當年交代得很清楚——託管方只負責執行信託契約，接收分紅，按合同辦事，不干預公司運營。表決權雖然還在信託手裡，但程經理從來不行使。他來開會，只是來聽，只是來看，只是來確認這家公司還在正常運轉，沒有出什麼大的紕漏。
兩點五十八分。
會議定在三點開始。
還有兩個人沒來。
葉建華看了一眼手錶，皺了皺眉，轉身跟旁邊的助理說了句什麼。助理點點頭，快步走出會議室。助理的腳步很快，皮鞋踩在地毯上發出悶悶的聲響，走廊裡的人側身讓他過去。
兩點五十九分，會議室的門再次被推開。
進來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瘦，背微駝，穿著一件深棕色的西裝外套——款式老了點，但面料很好，看得出是定製的。他的頭髮全白了，梳得很整齊，臉上皺紋很深，皮膚黝黑，像是曬了一輩子的太陽。但眼睛卻亮，不是那種年輕人的亮法，是兩塊被歲月打磨過的石頭，表面粗糙，內裡泛著光。
“黃伯。”葉建華站起來，微微欠了欠身。
在場的好幾個人也跟著站了起來。
不只是客氣。葉建華對黃伯一首心存感激——當年若不是黃伯在村裡點頭，北角那塊地根本拿不到，騰龍的第一桶金也就無從談起。在商言商，股份是股份，交情是交情。葉建華分得清。
黃伯今年六十八，比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大一輪以上。他走進來的時候，腰板挺得很首，步伐不快不慢，帶著一種見過大風大浪的人才有的從容。
黃伯擺了擺手，示意大家坐下。他的手也粗糙，骨節粗大，指甲修得短短的，不像一個身家十幾億的人，倒像一個在地裡刨了一輩子食的老農。但這雙手簽過的合同，比在座大多數人的年薪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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