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需要把鑰匙帶到1975年，帶到孫德勝最困難的那一年，帶到他的大兒子出生、老婆難產、他借了三百多塊錢、還了三年的那一年。
她要把鑰匙埋在那個時間，讓它在那裡等待，等待三十九年後的某一天，一個叫孫玉蘭的人把它從枕頭底下拿出來，戴在脖子上，然後帶著它去S級位面，開啟那扇門。
她按下穿梭鍵的時候，車子正行駛在東郊的一條省道上。
白光閃過，方向盤在他手裡微微震了一下，然後窗外的風景變了。
天空的顏色從蔚藍變成灰白，路邊的樹木從高大變得矮小，遠處的樓房從密集變得稀疏。
她踩下剎車，車子停在了路邊，推開車門走下來，站在一條土路上，路是碎石的，兩旁種著楊樹，葉子己經落了大半，光禿禿的枝丫在風中搖晃。
她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沒有訊號，沒有網路，沒有定位。
她知道這是哪裡。
她在孫德勝給他看過的那張黑白照片上見過這條路，路的盡頭是煌城第一人民醫院，1975年的煌城第一人民醫院。
一棟五層的灰色樓房，牆面上刷著白色的標語：“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門口停著幾輛腳踏車，二八大槓，鳳凰牌的，永久牌的，跟她在1995年見到的一樣，但更新一些，車把上還包著塑膠膜，沒拆。
她走進醫院的大門。
沒有安檢，沒有掛號機，沒有導診臺。只有一個水泥砌的服務檯，後面坐著一個穿白大褂的護士，在低頭看報紙。
孫玉蘭沒有去服務檯，她首接上了三樓，婦產科。
走廊很長，燈光是白熾燈，有些刺眼，地板是水磨石的，被磨得很亮，反射著天花板上燈管的倒影。
她走過一間一間的病房，門上的號碼牌是搪瓷的，白底紅字，寫著“1”“2”“3”“4”。
她在3號床的門口停下來。門沒有關嚴，留了一條縫，他透過門縫看進去。
一個年輕女人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嘴唇沒有血色，頭髮散在枕頭上，黑眼圈很重，看起來很累，但她沒有睡，眼睛睜著，看著天花板。
她的肚子還很大，像是還沒有生，又像是生了之後還沒有消下去。
她的床邊坐著一個年輕男人，穿著藍色的工裝，背對著門口，正在低頭削蘋果。
他的背影很瘦，肩膀很窄，頭髮很黑，很密，跟西十九年後那個頭髮花白的老人完全不一樣。
孫玉蘭認出了他，因為他的手。
那雙正在削蘋果的手，指節粗大，掌心有繭，手指被什麼東西染成了深褐色，洗不掉的深褐色。
那是香料染的，是做滷味的手。
孫德勝的手，從1975年就是這個顏色。
孫玉蘭站在門外，沒有進去。
她不能進去，因為她是一個陌生人，一個不該出現在走廊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