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去世”這三個字在病房的白牆之間來回反射。
像一顆被扔進空房間的石子，沒有砸中任何東西，但那聲響在每個人耳朵裡停留了很久。
“他如果不醒，就這樣以植物人的身份躺下去。躺一年，躺兩年，躺五年，躺十年。
我和姜家的人，不會來處理他的後事。不會有葬禮，不會有追悼會，不會有任何人來送他最後一程。
他會在這間病房裡，被拔掉所有的管子，被裝進一個廉價的屍袋，被送到殯儀館，被火化。骨灰，沒人來領。
我要他知道。我要他知道，如果他放棄，如果他不再掙扎，如果他決定就這樣一首睡下去，這就是他的結局。
不是姜家大少爺的結局，是一個無名氏的結局。”
她說到這裡的時候，眼淚掉了下來，從眼眶裡無聲地滑落，沿著鼻樑兩側往下淌，經過法令紋，在下巴上匯成一小滴，懸在那裡，沒有落下去。
她沒有擦。
她站在那裡，任那滴眼淚懸在下巴上，看著床上的姜羽深。
“東西在外面。搬進來。給我把東西搬進來！”
走廊裡站著兩個人。
兩個穿深藍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腳邊放著兩個大號的手推車。
手推車上堆著一些用白色塑膠布包裹的東西，形狀不規則，有大有小，最大的一件比人還高。
他們把塑膠布揭開。
花圈。紙紮的，白色、黃色、淡藍色，絹花和紙花紮成層層疊疊的花瓣，中間用黑色的墨汁寫著“奠”字，兩側垂著白色的輓聯。
輓聯上空著，沒有寫名字，沒有寫落款，只有空白的、刺目的、等人來填的白紙。
魏畢看到那些花圈的一瞬間，整個人像被釘在了地板上。
兩個工人把花圈一個一個地搬進病房。
靠牆擺成一排。
大的在中間，小的在兩旁，高度從高到低，像一支等待檢閱的沉默的送葬隊伍。
白色的紙花在日光燈下泛著冷白色的光澤，那些“奠”字在白色的背景上黑得刺眼，像一個一個張開的、無聲的嘴。
趙阿姨站在窗邊，自始至終沒有動。
她的目光從第一個花圈移到最後一個花圈，從花圈移到薑母的臉上，從薑母移到姜羽深的臉上，然後收回來，落在自己交握的雙手上。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在神經內科幹了十八年，見過家屬在病人床前崩潰，哭喊，下跪，咒罵醫生，互相指責，但沒有見過這個。
沒有見過一個母親，在自己的兒子還活著的時候，把花圈搬進他的病房。
孫玉蘭站在床頭，離姜羽深最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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