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我從通州培訓學校畢業，證也考下來了，被統一分到了海建家政，就在蘋果樹那塊兒，離地鐵倒是挺近，按說是個好差事。可我心裡一琢磨，就覺得這事不妙。
果然，一去面試，人家就給安排活，我一問情況，心裡當時就涼了半截 ——全是漢族家庭，沒有一戶回族的。咱是穆斯林，飲食習慣嚴，不沾豬肉、不混用廚具鍋盆，這是底線，不是挑三揀西。人家的活再好，咱幹不了，也不能幹。
我當時就跟派活的老師說：“大姐，實在對不住，沒有清真的活，我真幹不了。我還是去牛街那邊看看吧，那邊是回民街，有專門的回民家政，也有清真飯館，我去那邊才有活路。”
人家倒是挺挽留我：“楊蘭，你手藝這麼好，雙證都有，再等等，一有回族的活我第一個通知你！”我也不想就這麼走，可架不住吃飯實在是大問題。
我在這兒多待一天，坤兒就得天天跑西城區牛街給我買吃的，來回折騰大半天。他一個大小夥子，整天就圍著我轉，也不找活幹、不找事做，我這當媽的心裡能踏實嗎？我來北京，本來就是為了坤兒，想讓他換個環境、長長見識、穩穩性子，結果他天天陪我跑腿，我越待越愧疚。
就這麼在海建家政等著、耗著，一晃快一個月了。
也就在這期間，我最怕的事還是來了 ——那天學校又來了一批新學員，帶隊的正是老楊以前南河道社群的同事，叫馬秀英！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她也一眼盯住了我，躲都躲不掉。
我心裡當時就咯噔一下：完了，她肯定認識我，肯定跟老楊熟！
馬秀英在這兒一待就是半個月，帶著一幫甘肅來的農村婦女培訓，還跟我說：“妹子，你放心，這證是全國通用的，你回甘肅照樣能用，一樣找工作！”我嘴上笑著應和，心裡卻七上八下。
等她半個月後一回去，我就知道 ——訊息肯定傳到老楊耳朵裡了。
從那天起，老楊的電話就跟騷擾電話一樣，天天打、不停打，一天打好幾個。我有時候實在煩了，就不接，等他打累了，我再回過去，找藉口說：“剛才手機沒電了。”“剛才上課沒聽見。”“剛才幹活忙。”
能糊弄就糊弄，能拖就拖，可心裡那叫一個鬧心。
在學校又熬了幾天，跟我同一批畢業的，全都分配出去了：有的去飯館當面點，有的上戶做家政，有的去單位食堂，一個個都上崗了。就我，左等沒有回族活，右等還是沒有。
我最後一橫心，跟坤兒說：“兒啊，不等了！這兒沒有咱能做的，咱回甘肅！回去我照樣能幹，有證在手，到哪兒都餓不著！實在不行，我就去牛街再碰碰運氣！”
學校這邊還一再挽留我：“楊蘭，再堅持堅持，政策規定至少待夠 40 天，後續報銷車票、安置都好說！”我也沒辦法，只能再熬幾天。
趕巧不巧，正趕上五一勞動節，公司給放了三天假。我兒子楊坤跟我說：“媽，難得放假，我帶你出去轉轉！”我問：“去哪兒啊？”他說：“前門、天安門！”
我當時一聽，激動得都有點發抖 ——我長這麼大，第一次來天安門！
那天天氣有點熱，人特別多。我們先到了前門，大街寬寬敞敞，熱鬧得很，我眼睛都看不過來。兒子領著我，一路走到天安門廣場。
一看見天安門城樓，我心裡 “轟” 一下，又激動又驕傲，眼淚都快出來了：“我一個平涼出來的女人，這輩子竟然能親眼看見天安門！”
廣場上還有好多外國人，有馬來西亞來的穆斯林，還有不少黑人女大學生，人家都戴著頭巾，跟我一樣。我一看，心裡一下子就親近了，都是教門裡的人。
想起剛去培訓那會，我戴著頭巾去上課，好多人沒見過，好奇地盯著我看，還有人悄悄問：“大姐，你頭上咋了？是頭上長瘡了還是咋回事？”我笑著解釋：“不是的妹子，我們是穆斯林，戴頭巾是我們的習慣，不是生病。”
那天在天安門，我看得開心、玩得舒心，什麼老楊的騷擾電話、工作的煩心事，全都暫時扔到腦後了。我還跟兒子說：“咱去毛主席紀念堂看看吧，我一輩子都想瞻仰一下。”結果那天人太多，或是有安排，被攔住了，沒進去，有點小遺憾。
三天假期一晃就過，玩得再開心，也得回到現實。假期一滿，我又只能跟著兒子，回到海淀區家政那個分配點，繼續等著、熬著。
只是我心裡己經打定了主意：再等也沒有回族活，北京再好，不是咱的落腳地。與其在這兒耗著，不如早點回甘肅。有家、有房、有老人、有雪兒的墳在那兒，回去，我照樣能憑著手藝，把日子過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