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強做勞務中介二十三年，見過的工人沒有一萬也有八千。
他的店開在縣城老車站對面，門面不大，兩塊褪色的招牌——“國強勞務輸出”，底下跟著一行小字：誠信為本，安排就業。鎮上的同行都說這行當不好乾，往外送一個人，賺個三五百的中介費，管吃管住管車票，碰上難纏的還要倒貼。可週國強偏偏幹得下去，一干就是半輩子。
他有個原則：工人出門，身上不能少於二百塊錢。
為這事他沒少跟妻子林惠珍拌嘴。林惠珍算過一筆賬，一年經手三百來號人，每人墊二百就是六萬塊，碰到那種幹兩天就跑回來的，路費全打水漂。周國強每次都說：“出門在外不容易，萬一人家真缺這二百呢？”
林惠珍氣得不想跟他說話，可下次有工人來店裡，說兜裡只剩幾十塊錢了，她還是會把錢遞過去。刀子嘴豆腐心，說的就是她這種人。
這一年的西月，天氣剛轉暖，店裡的白熾燈還開著，照得地面上的瓷磚反光。周國強剛出門去接一個從東莞回來的工人，林惠珍一個人在店裡對賬。門簾一掀，進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深色夾克，左手提著一箱純牛奶，右手提著一箱火腿腸，塑膠袋勒得他手指發紅。
林惠珍抬起頭，先看見東西，後看見人。她覺得這人有點面熟，但想不起在哪見過。
“老闆在不在？”男人問。
“他出去了，”林惠珍站起來，“有什麼事？”
男人把牛奶和火腿腸放在櫃檯上，動作很輕，像怕磕壞了什麼。他搓了搓被塑膠袋勒紅的手指，說：“嫂子，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是幾年前跟你家老周去南方的一個工人。”
林惠珍“哦”了一聲，等著他往下說。
“我在那邊廠裡做了好幾年。”男人說到這裡頓了一下，喉結上下滾動了一次，“我走的時候，身上就剩二百塊錢了。”
他低下頭看著櫃檯上的牛奶箱子，像在組織語言，又像在壓著某種翻湧的情緒。片刻之後，他抬起頭來，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
“這一輩子，我不能忘。是你家老周幫我墊了路費，給我報銷了車票。後來選的那個廠有免費工作餐，一天三頓，管飽。”
他吸了一口氣。
“讓我熬過了人生最難熬的那個季節。”
林惠珍聽得有些愣神。她見過太多工人，來來去去，大部分人拿了錢出了門就再沒有音訊。逢年過節發個簡訊的都算有心了，更別提提著東西上門道謝。
“說句實在話，”男人看著她，眼眶泛紅但沒哭，“要不是進了那個廠，我當時可能都不在這個世界了。”
林惠珍脫口而出：“有那麼誇張嗎？”
話一齣口她就覺得自己說錯了。因為她看見男人的眼神變了，不是生氣，而是一種被觸碰到傷疤時的本能反應——他微微側了一下頭，像要躲開什麼東西。
“真的。”男人說，“嫂子，你不知道我當時的狀態。身心憔悴，覺得人生快走到頭了，一眼望不到邊。那種壓力……真的，想一了百了。”
店裡安靜了幾秒。牆上的掛鐘滴答滴答地走。
“就是你們給了我工作，”男人重新抬起頭來，嘴角甚至有了點笑意，“給了我重新翻身的機會。謝謝你，我是真心實意來感謝的。”
林惠珍站在那裡，手不自覺地摸了一下圍裙邊。她想起老周常說的那句話——“你永遠不知道哪一次舉手之勞，救的是別人一條命。”她一首覺得老周說話太誇張，做中介就是做中介，別把自己說得跟菩薩似的。
可今天她忽然覺得，老周可能沒說錯。
“中午別走了，”林惠珍說，“在這吃頓飯。”
男人連連擺手：“不用了不用了。有些情誼，要請吃飯的話，也該是我請你們。”
林惠珍忽然笑了。她在這個行業幹了二十多年，聽慣了工人們說“等發了工資請你喝酒”，這話就像“改天一起吃飯”一樣，從來不會兌現。她也不在乎，這本來就是生意，你出錢我出力，誰也不欠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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