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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的熱，一下飛機就糊在了臉上。
空氣又溼又黏，像一塊剛擰過的熱毛巾。
來接我的是專案部的老宋，五十來歲，曬得黝黑，舉著一張寫著“江禾”的硬紙板。
“小江是吧？路上累壞了吧，車上有水。”
麵包車擠在摩托車流裡，一寸一寸往前挪。
窗外是密密麻麻的頭盔，路邊攤飄來炸香蕉和榴蓮混在一起的味道。
老宋一邊開車一邊給我介紹。
“咱們駐地就在哈利姆站旁邊，雅萬高鐵的起點。”
“這邊國慶剛過完開通兩週年，忙得腳不沾地，你來得正好。”
我靠著車窗，聽著這些陌生的地名，心裡反倒踏實。
這裡沒有人認識周嶼。
也沒有人知道，我是一個連媽媽最後一面都沒趕上的女兒。
宿舍是一間小單間，牆皮有點潮，窗外種著一棵芒果樹。
收拾完，我才開機。
手機在掌心震個不停，震了快一分鐘。
全是周嶼。
九號凌晨零點四十。
「鑰匙放桌上什麼意思？江禾，別鬧了。」
零點五十二。
「房東說房子退了？你讓我籤的是退租協議？」
「拿這種東西糊弄我簽字，有意思嗎？」
一點十分。
「鍵盤底下那張紙，我看到了。」
「那天太晚了，我沒仔細看阿姨的訊息。」
一點半之後，全是未接來電。
三十七個。
最後一條是早上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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