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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出發還有三天。
我聯絡了搬家公司，將要帶走的書和衣服裝箱寄往北美。
剩下的東西不多。
八年婚姻，真正屬於我的，只裝滿了四個紙箱。
我正核對海外地址，顧晚晴回來了。
她沒有看見玄關少了一雙拖鞋，也沒有注意到書架空了兩層。
她將一份檔案扔在桌上。
“籤一下。”
是紀錄片的影像授權書。
顧晚晴成名十週年，團隊準備拍一部紀錄片，講述她從封閉、自毀走到國際舞臺的經歷。
策劃案裡有整整十頁寫她的低谷。
卻沒有一句提到我。
“導演想用以前的資料。”
顧晚晴解開袖釦。
“你儲存的那些錄音、病歷，還有早期排練影片，都交給知遠整理。”
我翻到人物採訪頁。
“低谷時期陪伴者”一欄，寫著林知遠的名字。
“他那時候還不認識你。”
“紀錄片不需要把時間線卡得那麼死。”
她語氣平淡。
“他現在是我的助理，也最瞭解我的工作。”
“那我呢？”
顧晚晴抬眼看我。
我指著那十頁關於痛苦、崩潰和重生的文字。
“這裡面的每一天，都是我陪你過的。”
她的表情漸漸不耐煩。
“沈硯，你是不是一定要在這種事情上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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