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輪，朱伯倫醒在東方內陸的一間土屋裡。
屋頂漏雨，窗紙被風撕開一道口子，桌上放著替人寫欠契用的硯臺。那具身體認識村裡每一塊田的主人，也知道誰欠了多少糧、哪一戶的長子被抓去當兵、哪一家的媳婦正在用首飾換種子。
那時剛過舊曆年，麥苗還只有手指高。
村裡的糧已經快吃完，新的收成卻要再等幾個月。地主開始催去年的租，縣裡又加了一筆修路錢。沒有錢的人可以借糧，借一斗，麥收後還一斗半；還不起，便把河邊的地、耕牛或女兒的婚書押進去。
朱伯倫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
他見過土地被重新丈量，見過佃農組織起來拒租，也記得分田、建民兵、選代表和開倉放糧的步驟。他知道哪些口號會在很多年以後寫進報紙，哪些辦法曾讓無數人第一次得到自己的土地。
村裡每一種痛苦都已經存在。
所以他以為，答案也已經存在。
他先替十七戶佃農重算欠賬，把滾進本金的利息全部劃掉。又在祠堂牆上貼出一張告示：停租，廢債，開倉，按人口分田。識字的人圍著念，不識字的人讓孩子記住最後八個字。
第一天，很多人叫好。
第二天，真正要按手印時，只來了九戶。
沒有來的人並不覺得地租合理。
河東的吳嫂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她租的地屬於族裡公田，若公開拒租，丈夫的牌位會被移出祠堂，兩個孩子也不能再從族倉借種。她說可以少交，卻不敢第一個說一粒也不交。
村北的石生願意拿獵槍守糧倉，卻不願在分田告示上寫名字。他的弟弟給地主家趕車，此時正在外村。起事一旦失敗，第一個被拿來問話的就是弟弟。
磨坊的陳老三欠債最多，反而希望再等十天。地主已經答應讓他用春天的磨面工抵一部分利息。他不相信那句承諾，卻更不相信鄰村會在縣兵進來時一起關門。
朱伯倫把這些猶豫理解成還沒有看清。
他講地租怎樣讓所有人變窮，講土地不該由少數人佔有，也講未來一定會證明他們今天做的是對的。村民聽懂了地租、債和糧，卻聽不懂他口中的“歷史階段”。
有人問：“你說以後會贏，是今年麥熟以前，還是我孫子老的時候？”
朱伯倫無法回答。
他知道答案最終出現過，卻不知道在這個村、這個春天、這九戶人家身上，要過多少天才算“最終”。
他仍按自己記得的步驟成立分田會。
石生會用槍，被安排進民兵。
吳嫂識字，被安排記錄各戶人口和欠糧。
一個經常往鄰村賣柴的少年熟悉小路，被安排傳遞聯絡。
陳老三掌握磨坊鑰匙，被要求在行動當晚關掉水輪，不讓地主家把存糧連夜磨走。
每個位置都有理由。
朱伯倫甚至為他們準備了退路。民兵失敗以後走北坡，記錄藏進土地廟，少年若被盤問便說只是賣柴，吳嫂的名冊不寫“分田”，只寫各戶需要多少種子。
他還把後來見過的詞換成村裡人熟悉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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