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在十二點四十分收到突圍初稿。送紙的傳令兵剛到三號堡就捱了訓，因為他把路線圖捲進彈鏈箱，險些讓機槍副射手把它連同油布一起扯開。霍夫曼把紙攤在裝砂的木箱上，只看了三個名字，便讓電話員接主堡。
“名單走哪條？”他沒有問誰先走，也沒問三號堡什麼時候撤。朱伯倫隔著電話說，霍夫曼儲存的傷亡原件先拆成兩份，一份留在德維爾的指揮日誌，另一份隨塞福涅的證據線送出去；普通士兵名單頁數多，可以挑出與軍火賬直接有關的部分，其餘作為附帶材料——
“不是附帶。”霍夫曼打斷他，說完便把聽筒交給電話員，讓主堡等著。他要換崗以後親自過去。
朱伯倫等了二十六分鐘。霍夫曼沒有按他說的“親自”來，三號堡正缺一名射手，他只讓人推來一輛裝空彈箱的小車。車上放著點名簿、傷亡草表、六隻封好的軍牌袋和一捆尚未寄出的家屬通知，最上面壓著他的短箋：我離不開炮位，東西可以。你若仍覺得它們是附件，就先念完再決定丟哪一頁。
書記室的長桌不夠放。塞福涅把舊咖啡杯和封蠟移到窗臺，解開繩結，紙立刻鋪了半張桌子。三號堡的點名簿並不整潔，同一個人可能在值勤頁、軍餉頁和醫務頁上出現三次；有些姓名後面畫著圓，有些壓著指印，還有一頁被血浸過，乾透以後粘住了下一張。
朱伯倫從第一頁開始念。馬塞爾，機槍傳令兵，替五號堡送過舊擊針；勒內，副射手，參加第二輪複檢；埃米爾，電話兵，左耳因爆炸暫時失聰；再往後是北側觀察壕失蹤的六個人。唸到保羅·瓦蘭時，負責送車來的年輕士兵糾正：“他母親住南河村，不是南河鎮。軍郵寫錯過一次，錢退回來了。”
塞福涅抬頭問他為什麼知道。年輕士兵撓了撓滿是槍油的頭髮，說自己和保羅睡上下鋪，退回來的匯款單是他幫忙唸的。她沒有誇他記性好，只把地址旁的“鎮”刮掉，寫成“村”，又讓他在改動邊畫一個斜槓：“你的記性也要留下名字。否則以後有人會說，是我替保羅改的。”
再往下還有幾個不在正式點名簿裡的人。舊隧道的鐵路工按天領錢，沒有軍籍；南區學校的兩名搬運婦人只在藥箱簽收頁上按過指印；馬蒂厄被臨時調去查貨以後，原班組已經把他寫成離崗，軍需視窗卻不知道他去了哪裡。如果只挑與軍火賬關係最直接的人，這些名字最容易被減掉，因為他們連一欄完整的身份都湊不齊。
一頁名單還沒念完，三號堡電話又接進來。霍夫曼問他們丟了幾張，朱伯倫回答一張也沒有。老軍士在那頭哼了一聲：“因為你現在坐在桌邊。真到了撤的時候，擔架佔地方，水佔地方，子彈也佔地方。有人會看著這一捆紙說，裡面多數人已經死了，死人不渴。”
“所以要減輕。”朱伯倫提出把重複頁改成索引，只保留姓名、狀態和原記錄位置。霍夫曼問原記錄若留在塌掉的堡裡，索引還能指給誰看；若只帶姓名，邊境司令部又可以說這些人從沒在洛林服役。朱伯倫讓軍餉視窗為每個班組蓋章，霍夫曼立刻反問：“視窗的人要是先走呢？”
塞福涅聽得不耐煩，將鉛筆往桌上一扔：“你們兩個準備靠電話把每一張紙吵過邊境？”她把資料分成三堆：能夠證明服役的點名與軍餉，能夠證明傷亡的醫務與現場記錄，以及能夠把壞件批次、保險賠付和具體傷亡對上的材料。前兩堆對家屬有用，第三堆對報館、工會和法庭有用，去處並不相同。霍夫曼說正因如此，不能把前兩堆塞在第三堆後面；她回答自己也沒準備替一摞紙當騾子，“要帶可以，先決定誰來核驗，誰來抄，誰被抓以後另外兩份還剩什麼。”
朱伯倫把三堆分別稱重。最輕的對照表不到半公斤，完整點名、醫務和軍餉記錄加起來卻有六公斤，還不算防潮油布。塞福涅說六公斤本身不算什麼，麻煩在於這些紙必須保持頁碼、封口和改動痕跡，一旦拆給十個人，每個人都可能帶著一頁無法單獨證明來歷的紙。霍夫曼在電話那頭聽完，只問：“一箱彈鏈多少公斤？”書記員回答二十二，他便說：“那就別告訴我六公斤已經重得帶不動。告訴我，你們準備為誰騰出六公斤。”
霍夫曼沒有被她的語氣激怒。他讓電話員拿出三號堡當天的彈藥交接單，隨口唸了兩個名字，主堡這邊便從點名簿和軍餉頁中找到相同簽字。兩個普通士兵只經手過彈鏈，從未參加夜校，也不懂保險，可如果軍械處以後否認壞擊針曾被送進堡裡，他們的交接記錄就是最早的一環。
“你們賬上寫一箱壞東西值多少錢，”霍夫曼說，“我這邊寫誰把它裝進槍，誰在它壞的時候趴在後面。少一邊都能撒謊。”塞福涅拿回鉛筆，在第三堆上多畫了一道線：“這句話值一輛車的位置。紙不一定值。”
她隨即從整捆記錄中抽出十幾頁，要求書記員做一份傷亡與批次對照表，不只列陣亡者，也列因為槍械失靈而被迫暴露、轉移或丟失陣地的人。朱伯倫提醒她這會讓證據線更重，她說重不重由秤決定，帶不帶由她決定；霍夫曼則隔著電話補了一句：“名字由我決定。”兩人沒有達成什麼友好協議，只是各自把桌面的一半劃到自己手邊。
十二點五十八分，灰嶺方向終於又亮了一次。哨兵只來得及喊出方位，黑彌撒第十發便落在北側舊營房與軍郵庫之間。主堡像被人從地底託了一下，窗板向內鼓起，桌上的紙全跳離木面。書記員撲住點名簿，塞福涅按住對照表，朱伯倫抓住的卻是那六隻軍牌袋；封口的麻繩勒進指縫，最邊上一隻仍滑到了地上。
電話線斷了不到半分鐘。重新接通時，霍夫曼沒有問主堡有沒有受傷，先報三號堡無新增傷亡，又讓電話員記下第十發時間。遠處軍郵庫的屋頂已經塌了一角，幸好跨境郵袋上午被扣查後都搬去了南區，庫內只剩退件與舊錶。兩名軍郵員從灰裡爬出來，一個額頭擦傷，另一個還抱著裝家屬地址的木盒。
受傷軍郵員名叫讓·科萊，平時只負責給信封蓋戳。書記員下意識要把他寫進“輕傷一人”，送車來的年輕士兵卻從桌邊抽出空白聯絡卡，問清全名、值勤位置和木盒是否保住，再把時間補到霍夫曼送來的草表後面。沒人等霍夫曼批准，電話接通以後也只請他核對格式。老軍士聽完說：“名字對，先送醫務點。別讓他為了證明自己傷得不重，繼續站在塌屋頂下面。”
那隻木盒讓朱伯倫放棄了“只帶索引”的辦法。索引不能獨自證明任何事，完整原件也不可能全壓在一個人背上。他們改為按班組抄姓名與軍餉狀態，由接班者和軍需視窗各簽一次；傷亡細節仍分散保留，塞福涅的對照表只寫能夠相互找到的編號，不把所有地址和堡位重新集中起來。
家屬地址另抄進尚未封口的軍餉信封，醫務狀態則跟著傷員轉運牌走。這樣做仍會丟頁，也可能有人在路上把信燒掉，可三號堡整本點名簿即使留在廢墟里，名字也不會只剩一條出路。塞福涅要求每份對照編號故意少寫最後一位，只有軍需、醫務和班組三處放在一起才能補全，免得代理人抓到一隻信封便順藤摸到所有人。
霍夫曼聽完修改，仍不滿意：“誰負責把名單送出去？”朱伯倫說可以安排一名書記員隨證據線行動，老軍士問這名書記員認不認識三號堡每一個錯寫的外號，會不會在軍官要求刪掉逃兵、失聯者和臨時搬運工時爭到底。電話旁的年輕書記員臉漲得通紅，卻沒敢說自己會。
“我認得。”霍夫曼說。德維爾拿過聽筒，提醒他三號堡在接到換防命令以前不得擅離，霍夫曼回答自己沒有擅離的打算，“換崗以前我守槍，換崗以後我守名字。您若不換，我就把每一班的名單交給接班的人，直到有一個人能走。”
德維爾沒有批准，也沒有把這句話當成請戰。他只命令書記室為名單另開一份轉運責任頁，不準再寫在塞福涅的附件欄裡。朱伯倫把紙上的三條線向下挪，為霍夫曼空出位置，剛畫到一半便發現第四條線會與奧托返回鐵冠的慢線共用北側涵洞。
地圖上終於有了普通士兵的名字，卻再也放不下三條互不相碰的漂亮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