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設在西段舊酒窖。那裡離奧托的病床不到一百步，有一部從地下醫院拆來的壁掛電話，頂板也比主堡書記室厚。塞福涅帶來兩本保險賬和一沓空白責任頁，米洛什抱著三隻不同顏色的油布包，朱伯倫則把介面圖釘在酒桶側面。霍夫曼沒有到場，他的聲音從電話裡傳出來，時遠時近，背景裡不斷有人報槍管溫度和觀察壕動靜。
奧托最後一個進門。阿貝爾只許他走七十步，他走到第六十五步便停下來，把剩下的距離用一張帶輪木椅推完。舊鐵冠軍服還沒取回，他身上仍是那件不合身的灰襯衣，傷腿綁在木板上；他看見朱伯倫給四條線分別編了ABCD，先問哪一個字母準備替他回鐵冠軍營。
“字母只標介面。”朱伯倫說，“我要知道每條線必須完成的最低結果。路線能改，結果不能臨時才決定。”
奧托沒接“最低結果”這個說法。他要回去找的不是一處指定接收點，也不是某個已經答應替洛林印傳單的組織。第一步只是混進灰嶺後的傷兵收容隊，拿軍餉簿給同一工廠出來的人看，再把保羅·米勒的名字唱進那首沒唱完的礦工歌。有人接話，他才知道下一步往哪裡走；沒人接，他會先保住傷腿和軍餉簿，不在軍營裡替朱伯倫舉行一場註定被憲兵聽見的演說。
朱伯倫問：“如果只有一個人接話，你會把名單交給他嗎？”
“我不帶完整名單。”奧托把自己那張責任頁拖過來，慢慢寫下“軍餉與士兵”幾個字，“我負責讓他們知道扣走的錢不是隻從一個人口袋裡少的，也負責不把第一個願意聽的人寫給你。至於他以後找誰，那是他的問題。”
塞福涅認為這不夠。若奧托被捕，鐵冠軍警會把他口中的名字當成同謀；他至少要決定哪些人永遠不寫，哪些賬只給看不給帶。奧托說軍餉簿只有自己的姓名，保羅已經死了，其他人先用工廠、班組和被扣的數目互相核對。塞福涅在責任頁旁寫下“不得記錄接話者姓名”，沒有替他選接話的人。
輪到她時，朱伯倫已經準備好“確保證據安全送達”六個字。塞福涅看完便劃掉“安全”：“誰能賣這種保險，你介紹給我。”她負責決定哪些證據能過境、用什麼格式、真假怎樣相混，也負責在路線價格超過證據價值時停下。她可以把同一份賬交給工會、報館、律師或某個只想藉機壓價的競爭商人，朱伯倫可以指出這些人的風險，不能在她出發前把最終買主寫死。
“你也有可能會把材料交給出價最高的人。”朱伯倫說道。
“當然，所以你們才需要知道我帶走了什麼。”塞福涅把兩本賬分開，一本只有已經核驗過的保單號，另一本留著軍火賠付與傷亡的對照，“我負責的是讓證據還能被不同的人核驗，不負責替你保證拿到紙的人品德高尚。若我真賣給最高價，另外兩份也該有辦法指出我賣掉了哪一部分。”
米洛什不等朱伯倫發問，便開啟三隻油布包。最輕的一包是擊針、復進簧、裂紋與炮架檢查圖，已經改到普通修理兵可以照著複核；中間一包只有尺寸段和材料標記，拆到任何一家工坊都無法單獨製造完整炮閂；最重那包沒有放圖，而是裝著他不願外流的壓力、射程和連續射擊試驗記錄。
朱伯倫看見最重一包仍在，問為什麼不燒。米洛什說洛林現有火炮還需要其中幾項判斷膛壓，今天燒掉，明天可能先炸死自己人；送出去又會讓下一家軍械廠少走幾個月。他會在撤離前把洛林用過的事故判斷抄成結果，原始引數由他拆開，藏、毀或交給互相不信任的人，“你可以算三包重量，不能因為其中一包最危險，就替我挑一個最可靠的國家。可靠國家和不裂的炮管一樣，都得實際驗過。”
他的責任頁最後寫成“維修方法與殺傷引數的邊界”。朱伯倫指出這條邊界會隨戰場變化，米洛什便把“不得修改”一欄撕掉，換成兩人複核：以後任何一處收到尺寸段，至少需要另一名修理者確認用途；誰若聲稱一人擁有完整解釋，便按洩露處理。塞福涅說這會讓檔案變慢，他回答：“慢一點總比炮快一點好。”
電話鈴在這時斷了。接線兵用手搖機連續呼叫三次，三號堡直到第四次才重新接通。霍夫曼的第一句話是罵接線兵別把手柄搖斷，第二句才問他們把自己負責的東西寫成什麼。朱伯倫說傷員、普通士兵名單和證詞，霍夫曼聽完沉默片刻：“傷員不是我的，名字也不是。寫‘不讓誰被漏掉’。”
他能決定的是哪副擔架經得住顛簸、誰必須帶固定夾板、誰在軍官口中已經“恢復”卻連水桶都抬不起來；他也知道哪些士兵只有外號、哪些地址被軍郵寫錯、哪些失蹤者會被上級順手改成逃兵。可他不準備把三十七個能走的人按勇敢與否排出先後，也不保證自己能把每一張紙送到邊境另一邊。
“車不夠時怎麼辦？”朱伯倫問。
“我告訴每個人車還剩多少，不替他們把腿接好。”霍夫曼那邊有人催他去看北側射界，他提高聲音蓋過去，“擔架先給不能坐的。能走的人自己決定跟哪一批。有人把位置讓給別人，記下；有人不讓，也記下。你若只想要一個最省車的次序，別在紙上寫我的名字。”
四張責任頁寫完以後，沒有一張上標有“需完成的任務”，只有負責。奧托對軍餉簿和第一個接話者負責，塞福涅對證據格式與過境代價負責，米洛什對技術拆分負責，霍夫曼對傷員狀態、姓名和證詞不被抹掉負責。朱伯倫仍認為有些說法過於寬，尤其“代價是否值得”和“責任隨用途變化”都無法提前放進計算；他沒有刪，只在介面頁增加一項：每條線改變時，必須說清會佔用哪些共同節點。
德維爾把自己的黑皮日誌帶到酒窖，解開書脊後方那隻塞滿附件的布套。日誌原件仍由他保管，裡面有軍令、炮次、傷亡總數和他親筆簽過的處置；鬆散附件則分成四處。傷亡摘錄與霍夫曼的班組記錄互相核驗，軍餉證明交給奧托但不帶家屬地址，軍火與保險對照由塞福涅選擇出境頁，家屬地址繼續留在軍郵信封裡。米洛什的故障證明只引用日誌編號，不夾完整圖紙。
朱伯倫問原件若隨德維爾死在主堡怎麼辦。少校把黑皮封面合上：“那就讓流出去的摘錄證明它曾經存在。原件跟我走最後一批，當然最後一批也有可能成為敵人的戰利品。我不能一面命令別人分散，一面假裝指揮官的簽名必須比傷員先上車。”
他在四張責任頁下方分別蓋了主堡值勤章。那不是授予四個人一項新軍職，只證明洛林承認他們有權改變各自路線，並承擔改動造成的介面後果。朱伯倫最終得到的總表只剩四個時間窗、四種載重和四組中止訊號；至於每條線離開洛林以後究竟走向哪裡，酒桶側面的地圖上沒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