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件送到第二接收點後，七個人沒有馬上散開。阿爾芒把每張紙念一遍，讓本人自己說姓名，再由識字的兩個人交叉看。第三張的出生地仍抄錯，持證人說先算了，反正中午就失效；阿爾芒卻拿回電話邊要求重寫。他額頭傷口又滲了血，血順著眉骨往下淌，仍咬定：“今天能少一個字，明天就能少一個人。”霍夫曼在擔架上聽見，閉著眼罵他別學自己說話，先把血擦了，聲音卻越來越輕。
德維爾聽完報告，問朱伯倫那一年有沒有人替他糾正名字。朱伯倫說有，會計、裝卸工和碼頭領班每天都在糾正他。他知道未來價格，不代表知道一條駁船現在漏不漏水，也不知道倉庫主任會不會把同一把鑰匙賣給兩個人。“所以我付錢讓他們說實話。可是後來錢越多，說實話的人反而越少。”
他最初仍親自查倉。手指摸麻袋底有沒有返潮，鞋跟踢木架聽裡面是否空，夜裡拿兩本不該相同的賬互相咬。等倉庫增加到三處，他開始只看摘要；有一次一名搬運工報告北牆裂縫，經理先把“需要停倉”改成“建議檢修”，到朱伯倫桌上時只剩“正常損耗”。那面牆兩天後倒了，沒死人，卻壓壞一批機器。保險行賠錢，經理挪崗，摘要裡寫風險已經處置。
“你沒有把經理趕走？”德維爾問。朱伯倫說：“趕了，可是下一任學會了不在摘要裡寫裂縫。”少校的嘴角動了一下，沒笑出來。他把尚未簽名的關閉報告翻到背面，那裡正好壓著舊隧道的詳細統計，“所以你後來開始要姓名、時間和親筆簽字。”
“我以前就要。只是那時候以為只要格式再嚴一點，人就沒地方躲，責任也就能分得清楚。”
錢仍然繼續往上堆。軍方徵用鐵路後，船運的價格漲了三倍；被大商社嫌慢的駁船突然變的每一條都是金子做的。朱伯倫把兩家小船主的債合在一起，替他們償還銀行利息，換到統一排程權；又用倉單給一家鋼鐵貿易行擔保，拿到董事會的一席。他每天吃得比公共宿舍時好上太多，衣服有人熨，辦公室的爐子不會半夜熄滅。抽屜裡常放著足夠讓一個家庭過幾年的現金，他卻很少拿，因為每一筆都能再押一個倉位。
貝克問他到底有多少。朱伯倫沒有報數字，只說夠買下南站外那四節空車，夠付所有鐵路家屬的車費，也夠讓兩家報紙把“自願留下”印成頭版；可若要買一條鐵路、一家銀行，或者讓軍方承認一張不想承認的通行證，那些錢會立刻顯得只夠填半個彈坑。
到那年秋天，他透過債務、代持和倉單，拿到一家中型聯運商社超過一半的表決權。公司有三處倉庫、十二條駁船、兩間報關行的長期合同，也能在鐵路最擠的時候拿到固定車位。原老闆仍坐在長桌盡頭，卻不能再越過朱伯倫籤一份大額訂單。
德維爾問：“然後你準備拿它買和平？”朱伯倫看向桌上那份關閉報告，最下面的簽名欄依舊空著。
“我先買下了一家公司。”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