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沒有把朱伯倫帶出舊軌道。
石門重新塌死，鐵冠步兵在另一面試探了兩次，沒有再衝。馬爾塞把剩下三顆槍彈交給貝克，自己背起五號堡的觀察兵；馬蒂厄拖著藥箱，藥箱底下漏出一條褐色碘酒。他們從裂開的通風孔爬出去，誰也騰不出兩隻手抬一具屍體。貝克臨走前把值勤表撕下，塞進朱伯倫軍裝內袋，又將那隻空鐵鍋扣在他身邊，免得老鼠先碰到臉。
黑皮指揮日誌已經過了第二道鐵門。年輕裝填手沒找到阿貝爾，只在一輛裝傷員的煤車邊碰見主堡書記員。書記員認得德維爾的封泥，也認得油布包裡那張薄得反常的紙。他把日誌縫進擔架底布，把異常報告另夾進一疊肺傷登記，想讓兩樣東西走兩條路。
他沒能藏過第三道檢查。兩名邊境憲兵先摸到擔架下面的硬角，拆線時，那張異常報告又從肺傷登記裡滑出來。日誌和薄紙一併被扣下，收條上只寫“軍用檔案，待回收”，經手欄蓋了一個沒有圖案的長方印。裝填手伸手去搶，被槍托砸開剛結痂的右掌。書記員扶住他，沒再爭；三份摘錄已經隨醫院車、運屍隊和阿貝爾身上的名單出了外折彎。那些紙沒有封皮，沾著血，還有一份被人拿來墊過溼鞋，檢查兵連翻都嫌髒。
日誌原件此後沒有進入王國公開檔案。三份摘錄卻互相打架：一份記下了七百六十一名放行者，一份多寫了十九個沒有證件的孩子，阿貝爾那份把活人和屍體擠在同一欄。誰想從裡面挑出唯一真數，都得先決定那十九個孩子該不該算進去。
阿貝爾把自己的摘錄縫在褲腰裡，過檢查時被針腳磨得一直流血。到了臨時收容站，他才發現紙只剩四頁，最後一頁被汗和血汙成一團，二十三副擔架的去向全糊了。收容站書記讓他按總數重填，少的先算失聯。阿貝爾把桌子拍得墨水瓶蹦起來，非讓人去車棚數空擔架，又拖來兩個抬屍工認人。二十三個裡找回十七個名字，另外六個仍空著；他沒隨手拿“無名傷員”堵上，只在每一格里畫了一道橫線，準備留到第二天繼續問。
貝克後來收到一張沒有寄信人地址的收條，才知道原件被拿走。他把那張收條折進靴底，走路磨了兩個月，長方印先爛，字還剩著。他沒有再見過馬爾塞。有人說下士跟傷員車到了南邊，也有人說他在下一道壕溝拿三顆槍彈換了一雙沒破底的靴子；兩種說法都很像他，誰也沒能確認。
一月末，鐵冠後方的野戰醫院裡，奧托因為少了兩根腳趾，只領到一隻襪子。軍需下士說另一隻等傷殘證明下來再補。奧托把那張證明拍在桌上，指著底部的全殘等級問：“腳趾按五根收走，襪子憑什麼按半隻發？你們礦井塌了，也只賠半個死人？”
同病房有人笑，笑著牽動肺傷，咳了很久。晚上熄燈後，那人聽奧托哼起歌，沙啞地接了下一句：“下去的人認彼此的燈。”奧托在黑裡撐起半邊身子，“誰教你的？”那人說北邊礦區都唱，誰先唱的沒人管。奧托摸了半天，摸到一截護士丟下的鉛筆，“先唱這個的人叫保羅·米勒。寫下來。別把名字漏了，漏了，老闆就會說歌是礦井自己長出來的。”
第二天，那名肺傷兵把保羅的名字寫在繃帶紙上。紙太軟，保字的一撇透到床單上，洗了兩次也沒洗淨。歌沒有按奧托教的版本傳，第三句很快就唱錯了；名字倒留著，從一張扣餉申訴背面爬到另一張。
塞福涅在越境貨車裡聽見了洛林最後三次震動。車廂已經離要塞很遠，炮聲只剩沉悶的餘響，她仍從口袋裡取出那張收益表，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道短線上逐一畫圈。鉛筆斷在最後一道，她用斷芯把圓補齊，指腹也染成黑色。二十四個圓大小不一，有幾個被雨水泡開，看上去像一串壞掉的銅錢。
這一次的一月就這麼過去了。
二月，有人願意用一筆足夠她在中立國住十年的錢，買走全部保險副本、銀行底賬和真實姓名。來人把錢說了三遍，第三遍還附了一張不記名的船票。塞福涅算到小數點後兩位，承認價格漂亮，隨後把最關鍵的對照頁撕成四份：一份塞進工會索賠書，一份交給小報編輯，一份隨死者遺物進了教會檔案，最後一份壓進銀行追索函。
“您這樣賣不出最高價。”來人說。塞福涅把空檔案袋推回去：“我知道。最高價裡還包含了封口的費用，這場生意我不提供這項服務。”來人提醒她，拆開的證據會互相沖突，而她已經在四份上各改了一個數，正用指肚慢慢捻去橡皮屑，“讓他們先花錢分真假，哪怕是追債的人也該先交路費。”
白手套的代理人後來提走了教會檔案裡的那一份，追到銀行時，追索函已被三個互不相認的辦事員各抄過一次。他們能確認一條路被回收，不能確認剩下三份裡哪一份故意改了名字。
米洛什在邊境修理廠借到一把細銼。他先把橋樑裂紋的檢查步驟抄在四張廉價包裝紙上，交給四個不會算完整載荷的人；再拆開那隻三角形密封件，把會讓整座橋在共振中崩開的引數削成鐵屑。廠長問他為什麼留下檢查法，卻毀掉精確表。
“會看裂紋的人越多越好。”米洛什吹掉銼齒裡的黑末，“能讓裂紋按時崩開的數，一份就嫌多。”廠長說軍方會再算一遍，他點頭，把最後一塊帶刻度的銅片夾進鉗口，多銼掉兩毫米，“那就讓他們自己犯一次錯。別拿我的誤差去卡死別人。”
四張包裝紙有兩張抄錯。米洛什沒有收回去重寫，只逐行標出錯處，逼四個學徒自己修改。改到第三遍時，最年輕的學徒已經會從鉚釘邊緣摸出肉眼幾乎看不出的滑移。
霍夫曼到三月才可以靠著床頭坐穩。他醒來後第一件事，是把護士遞來的傷員名單從頭看到尾；第二件事，是問那七名臨時搬運工為什麼還被寫成“身份不明”。護士說其中兩個人連軍裝都沒有，霍夫曼把紙壓在膝上，慢慢寫出兩個名字，又在第三個空格前卡住。
他卡了十分鐘，沒有拿一個聽起來順耳的名字補進去。當天夜裡，他讓護士把“身份不明”改成“姓名待查，已參與一月三十一日撤離”。字多，佔了兩行，登記員第二天來罵，說一頁表只能塞三十二個人。他用夾板把表挪回床邊，“那就少塞一個。人沒查清，不是漏掉。你要騰地方，就從我的病情說明裡省。”登記員沒理他的強硬，還是罵罵咧咧地加了一張紙。
王國官方沒有采用這些寫法。
德維爾少校的訃告刊在春季軍報頭版，稱他奉王命死守洛林，直到最後一條軍用通道關閉。照片上的禮服是六年前拍的，肩章比他死時完整，臉也年輕。開放通道的手令沒有刊發，七百餘名放行者被合併成“後方轉移”。憲兵接管報告裡關於傷亡數字的爭執刪得只剩一句：現場秩序一度混亂，關鍵時刻洛林要塞體現出了極高的人文主義關懷和ZF極強的原則性。最後軍報的結尾依然是天佑王國，王護佑著這片土地。用校對員的話說：“相信咱爸。”
軍報清樣時，原先還有“擅自開放”四字，校對員用黑墨塗成“奉令疏散”。他塗得太急，油墨幹後裂開，舉到亮處仍能清楚看見下面的筆畫。沒人為此重印整版，只有裝訂女工在摺頁時看了兩眼，把那張裂得最厲害的清樣悄悄塞進髒兮兮的工作圍裙最整潔的內襯裡。
訃告下面原本排著一小欄普通死者姓名。付印前，編輯為給王室悼詞讓地方，把那一欄整個挪到次頁。次頁油墨不足，“朱伯倫”三個字只印出朱字上半截，後兩個字是一團淺灰。馬爾塞寄來的值勤表沒能證明更多，它在軍郵袋裡走了四個月，抵達時左下角已經被潮氣吃掉，七點零六分只剩一個七。
那一年仍往下走。賬單繼續追債，橋還要檢修，傷病名冊越抄越厚；有人記錯，有人故意改，有人只來得及在繃帶上留下一撇。洛林先從公報裡變成一場勝利，又從報紙邊角變成舊日往事。黑皮日誌躺在一隻無標記的檔案盒中，封面慢慢起皺，裡面那張異常報告仍夾在“軍用檔案，待回收”的收條後面。
十二月三十一日，夜裡十一點五十九分，戰爭沒有結束，傷亡沒有停止，數字不知大小。值夜的檔案員合上盒蓋。他沒有看見薄紙折縫裡那點乾透的血，只把燈芯旋低，抱怨這一年的煤油總有股焦味。走廊鐘擺偏了一格，分針抖著，沒有立刻壓上十二。
最後一點光蜷進玻璃罩。
黑暗裡，有人按了一下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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