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滿從碗沿後露出眼睛：“娘，舅舅連年都忘了。”
朱素秋沒笑。她轉身從牆上扯下月份牌，遞到床前。紅字印著共和三年元旦，下方一行小號洋文標出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印坊把星期四錯排成星期三，又拿黑墨在三字上補了一豎，改得很醜。
一九一四年。
朱伯倫用拇指擦過那個四字。油墨早幹了，只蹭下一點牆灰。
燈下的開關聲還留在耳後。第一下沒亮，第二下才撐起淺黃的燈圈。勺沿碰過碗邊，有人隔著熱氣叫了他的全名。那隻帶荷包蛋的瓷碗沒有落到手裡，超市小票、風油精和針線盒也全隔在另一邊。
他張口想叫住那個人，喉嚨裡只剩一聲乾咳。
他朝床邊那塊空地伸了一次手。手掌穿過屋裡的煤煙味，碰到朱素秋放針線的竹笸籮。笸籮邊緣起了毛刺，扎得掌根發癢。燈下那個人沒有回答，勺子也沒再碰碗。
朱伯倫將手收回來，把竹笸籮放穩。
阿滿小心地問：“舅舅，你找誰？”
朱伯倫看著月份牌，說：“我叫朱伯倫。”
屋裡靜了一瞬。
朱素秋把手從箱蓋上移到他額頭，又摸了摸自己的，隨後衝阿滿抬下巴：“去巷口叫葛郎中。就說你舅舅認得字，認不得自己了。”
“不用叫。”朱伯倫握住她手腕，“我認得你。朱素秋。阿滿七歲。爹在澄縣學堂教過書，後來到海津私塾謀生，病死前欠了德文書鋪十七元。西牆一落雨就返潮，房錢每月三元。你的針線錢後日才結，成衣鋪還要扣一成。”
朱素秋盯著他，先把手抽回去，再撿起床下的鞋砸在他腳邊。
“全記得，你還問哪一年？”
朱伯倫穿鞋下床。鞋底磨偏了，右腳自然往外撇。他走到桌前，翻開那份當天的《海津晨報》。頭版是新年祝詞，下面擠著關稅爭議、鹽稅借款和碼頭工錢。第三版有一小欄西陸電訊，他從第一行看到最後一行，又翻到前一天的舊報。
報上找不到洛林要塞。西陸諸國仍在為軍費和鐵路爭吵，一名邊境總督在議會上捱罵，地點與他記得的那場戰爭隔著兩條河。王國軍報和七百餘名放行者都沒留下可供追索的字樣。
他把報紙反過來，又找了一遍。
舊報的報頭印著海津東城地址。朱伯倫推開窗，窗軸發出一聲長叫。巷口有人賣豆漿，銅勺敲著桶沿；隔壁灶披間燒潮煤，黑煙順著牆根壓過來。往南穿兩條里弄是成衣鋪，往西過石橋能到平碼頭，北面電車線通向各國商行佔著的海河岸。
路線一條條排進腦中，連哪家鋪子清早肯賒半升米都在。這裡離洛林很遠，也離燈下那間屋很遠。街上的人說海津話，孩子追著一輛送煤車跑，沒人等他替這一日命名。
他低頭看右手的傷口。陶碗裂口割出的血珠已經凝在指紋裡。這一處疼落在眼前，不肯讓位給石門後的死亡。
朱素秋把阿滿剩下的粥倒進鍋裡，加了一瓢水。鐵勺刮過鍋底，發出乾澀的響聲。
“找活？”她問。
“找一場戰爭。”
“報上若有招翻譯的戰爭，你順手替家裡問問，按行給錢還是按人頭給錢。”
朱伯倫的手停在報紙邊上。
阿滿端著添水後的粥坐到門檻邊，問：“戰爭也欠舅舅錢？”
“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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