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三年二月初二，東京。
年關過後，春寒料峭。
圍城留下的痕跡在城牆上看得到——豁口的夯土顏色比舊牆淺，新換的城磚在灰色的天光下泛著青白，安肅門外甕城被燒裂後重砌的石板縫隙裡還嵌著沒掃淨的炭灰。
但城裡的生活正在緩慢地恢復它本來的節奏。
南門大街上的店鋪開了一半，沒開的那些門板上還貼著去年的封條，封條上的墨跡被雨水洇得模糊了日期。
御街兩側的槐樹開始冒芽，嫩綠的芽尖從灰褐色的樹皮裡鑽出來，在風中輕輕顫動，像是在試探這個春天還靠不靠得住。
甜水巷的井臺上又有了排隊打水的人。
清風樓茶館的布簾子換成了新門板——不是原來那塊嵌在城牆裡的老門板，是孫老闆用舊貨市場上淘來的幾塊松木拼的，木板長短不齊，縫隙用碎布塞著，關不嚴實，但總比掛簾子強。
他還在門板上貼了一張新福字，福字的最後一筆被他拖得很長，像是要把去年的晦氣一筆勾銷。
孫老闆說，等明年開春攢夠了錢再換塊好門板。
徐峰的日常也恢復了圍城前的節奏。
每天早上從住處走到樞密院，沿途經過南門大街、御街和相國寺前的粥棚，偶爾在清風樓喝一碗碎茶末子泡的薑茶，偶爾在賣棗糕的老婦人攤前買兩塊棗糕，一塊當場吃了，一塊用油紙包好塞在袖子裡留到下午。
圍城之前他在這條路上走了將近兩年，每一步踩在哪塊石板上都爛熟於心。
圍城之後他仍然在走同樣的路，但他知道有些東西已經不一樣了——不是路不一樣，是走在路上的人不一樣。
他看到街上的行人會不自覺地判斷他們在那五十五天裡失去了誰：這個婦人的丈夫大概死在了安肅門，因為她穿了一雙白布鞋，鞋面上縫了一道黑線；那個老頭的兒子大概還活著，因為他在茶館裡和人下棋時嗓門還是很大，落子時的動作還是和圍城前一樣利索。
他在圍城期間迴避過這些人——甜水巷鐵匠的妻子、南門大街上賣棗糕的老婦人、清風樓的孫老闆、相國寺前的掃地老僧。
圍城結束後他已經逐一面對過了。
他給鐵匠的妻子送過撫卹銀，在老婦人的攤前接過她硬塞過來的棗糕，在清風樓喝了圍城後第一碗碎茶末子。
掃地老僧那裡他去得更早——圍城結束後第三天，他在相國寺前的石階上坐了一個早晨，看著老僧用那把新掃帚一下接一下地掃地。
老僧說新掃帚不如舊的好用，竹枝太硬，掃不乾淨石縫裡的灰。徐峰說那就多用幾天。老僧點了點頭，繼續掃。
但有一件事一直擱在他心裡，遲遲沒有去做。
存問。
圍城結束後，趙構下了一道詔令：朝廷派員走訪所有陣亡將士的家屬，一戶一戶地上門，鞠個躬，說一聲朝廷記得。這道差事派給了樞密院，樞密院轉給了徐峰。
他從正月開始跑，連續跑了十幾天，每天從早跑到晚，靴底磨薄了一層，裘袍上沾滿了各家的香灰和紙錢灰，存問名冊上的名字一個一個地被他勾掉。
大部分家屬並不知道徐峰是誰——他們只知道這個穿青袍的文官是朝廷派來的，態度很好，話不多，鞠的躬很標準，腰彎得低，頭低得久。
他每進一戶人家，都會在門前先把衣冠整理齊整，把袖口的褶皺扯平，把帽子扶正，再把手從袖子裡抽出來，雙手垂在身側——不做記錄，不拿筆。
然後站在門檻外，對著靈位鞠一個很慢的躬，直起身來，用平靜的語氣說一聲“朝廷記得你家人”。
他沒有說“節哀”，沒有說“大宋不會忘記你們”，因為這些話說得太多了，在每一戶人家都說得一模一樣，說多了就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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