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森愣了一下。他知道這張臉——這是他兒子的臉。但他不認識他。因為這時候的他還沒有結婚，還沒有孩子，還不知道二十六年後的某個早晨，他的兒子會站在他身後，看他拍下一扇窗。他的時間線裡沒有陳森，就像陳森的時間線裡曾經沒有方勵。有些人不是你生命裡的註定，是意外。你遇到了，才知道他會來。你沒遇到的時候，他不知道在哪裡。
“我是陳森。”陳森說。
那個年輕人歪了歪頭，像一隻聽到陌生聲音的貓。“陳森？不認識。”
“你以後會認識的。”
“以後是多久？”
陳森想了想。“二十六年。”
年輕人笑了。不是那種“你在開玩笑”的笑，是那種“如果這是真的，那我可得好好活著”的笑。他轉過身，把那臺相機放在窗臺上，靠在牆邊，看著窗外的暮色。
“二十六年，”他說，“那時候我多大了？”
“四十八。”
“四十八。”他把這個數字在嘴裡嚼了一下，“四十八歲的人，還拍照嗎？”
陳森看著他，停頓了大概兩秒鐘。“拍。拍綠蘿、水龍頭、垃圾桶、你老婆蒸的紅薯。”
年輕人又笑了。這次笑得更大了，大到眼角出現了細紋——二十二歲的眼角，已經有細紋了。那是經常眯著眼睛看取景器才會有的細紋。
“聽起來拍得都不怎麼樣。”
“拍得是不怎麼樣。但你在拍。”
年輕人轉過頭來，看著陳森。他的眼睛裡的光變得更亮了，不是興奮，是確認。確認一件事——二十六年後的自己，還在拍。不是成名成家地拍，是普普通通地拍。拍不出什麼名堂地拍，但還在拍。
“那就夠了。”他說。
陳森站在他身後，看著他的後腦勺。他想問他那個問題了，那個他準備了很久、一直沒敢問的問題。
“爸，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問。”
“你怎麼知道那束光值得等？”
年輕人沒有立刻回答。他看著窗外的暮色，橘紅色的光已經快要消失了，只剩一道細細的、像傷口一樣的紅線貼在地平線上。他伸出手，用手指在玻璃上畫了一條線，沿著那道紅線的方向。
“我不知道它值得等，”他說，“我只是覺得不應該不等。”
不等會怎樣？不等就不會錯過。不等就不會浪費一個小時、一個下午、一整天的等待。不等就可以去拍更多的東西，賺更多的經驗值，走更多的路，按更多的快門。不等就可以像方勵一樣，在八天裡拍完十張照片，發十篇長文，跑四萬步，按三千次快門。
“不等的話，”年輕人說，“你會一直想——如果等了呢？”
陳森看著那條他用手指畫在玻璃上的紅線。紅線正在變淡，像一道正在癒合的傷口。等到它完全消失的時候，天就全黑了。明天它還會出現，出現在同一扇窗的同一個位置，同一道紅線，同一個亮度。它會等的。光不會不等，它每天都來。你等不等，它都來。但你不等，你就看不到它來的那個瞬間。你只能看到它來了之後的樣子——天亮了，或者天黑了。你看到的是結果，不是過程。
方勵拍的是結果。陳森拍的是過程。
這就是區別。
“爸，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問“
